关注人的幸福和发展是经济学的本来目标.docVIP

关注人的幸福和发展是经济学的本来目标 内容摘要：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在经济学视野里，劳动只是用来完成与资本、土地、原材料等要素的生产函数组合，劳动本身不具有主体性意识。公共经济往往出自于公共选择逻辑的思维范畴，在考查对个人理性是否有碍于公共利益和集体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个人理性选择的合理性。 关键词：幸福指数,要素特征,主流经济学,函数方程,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分析,人的发展,个人理性,集体理性,贡献率 经济学作为致用之学，本该在探求如何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同时，兼顾人对尊严和幸福的希冀。但我们从经济学术语（如专业化、交换、供求、成本、竞争、货币、增长等）中可以发现，经济学在获得如同力学般严谨的逻辑的同时，却给人冷峻的感觉。经济学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丢失了对人的关怀和对幸福的追求呢？ 在亚当·斯密所处的古典时期，经济学本来在财富增长和人的幸福之间是存在一个契合点的，即理性人趋利避害的自利性选择有一个经济伦理的约束，这便是后来帕累托改进条件所要求的不损人前提下的利己。可是经济学本身承担的最大化利益的学科任务，以及不断引入数学工具和抽象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使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个工具理性占上风的学科，朝着“中性”的、非价值判断的、“非道德”选择的趋势发展。 找回劳动要素的主体性意识 主流经济学注重分析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希望在要素生产率与对GDP总量的贡献率分析中，找到产业进步和GDP快速增长的捷径。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经济学分析发现资本是贡献率最高的生产要素，而资本增长所带动的机器生产方式，使整个社会的要素生产效率都得到了显著提高。所以，在工业化初期，资本常常因对财富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而处于被关注的首要位置 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在经济学视野里，劳动只是用来完成与资本、土地、原材料等要素的生产函数组合，劳动本身不具有主体性意识。至于拥有这个要素的主体——劳动者，即使被配置在一个扭曲的市场交易环境中，也不会被关注到。主流经济学追求的是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沿海的物流成本低，工厂便设置在沿海，至于给离乡背井的劳动者带来怎样的精神痛苦则不在其考虑之中。这其中的劳动异化虽然也会被学术界谈及，但常常是非主流经济学的呼喊。 在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以后，物质资本贡献率的首要位置开始有让位于科技和人力资本的趋势，这是主流经济学学科任务转型的一个主要节点。敏感的经济学家也对生产函数式中的资本贡献率下降、劳动要素贡献率上升的现象予以关注。例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就已经认识到在资本有所过剩的美国后工业化社会，劳动要素尤其是其中的科技和现代人性化管理的要素贡献率，是不断上升的一个必然趋势与规律。然而，我们却看到，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的却是如何使科技和教育作为要素投入使经济快速增长，也就是将这些看成一个新函数方程的表现而已，对于其后面同样产生的异化现象的考察任务还是让非主流经济学去承担。 主流经济学只看到科技与教育作为附着在劳动力和产业管理上的要素特征，可以改善整个产业的生产函数产出效率，却不关心生产函数改变后，为适应这种改变给人所带来的要素成本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被异化的痛苦指数。事实上随着分工发展，现代教育体系也在内部结构和分工链条上发展，使得人们必须接受教育时间和成本的不断上升。这样的发展趋势给整个社会带来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低收入阶层面对教育成本不断攀升的无奈与痛苦。 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从效率出发，以效用替代价值分析，到边际分析方法取得统治地位，经济学的工具理性逐渐冲淡了价值理性的分析传统，对幸福命题的分析目标也背离得很远了。如果说在斯密的《国富论》中，获得效率的最终目的还是最大化人的幸福，那么后来经济学主流分析工具化以及效率实现后的财富分配，都可以与价值理性的分析分离开，GDP的增长对于幸福指数的影响在主流经济学那里更是被看做两个关联性有限的问题了。 尽管从方法论角度看，主流经济学也包含了实证和规范两种分析手段，然而为了更加具有科学性，主流经济学虽然不像物理学、生物学那样通过“可控制的实验”来获得用于检验理论假说的经验性数据，但也运用计量和现实经济经验数据来为理论模型的真伪提供有效的验证，所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依赖计量分析和统计材料的计算，经济学家往往只有在对分析结论需要考虑行动方案和政策建议时，才会提出一些规范性的思路。规范分析在经济学当中的位置渐渐被淡化了。 拓展主流经济学方法　重建迷失的价值论 经济学主流学派在实证分析的道路上放弃了对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专业地去研究效率了。所以，对幸福的研究任务，自然落到了非主流学派的身上。可以看到，非主流学派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主流学派的不足进行了弥补。 第一，用规范分析来弥补主流经济学单纯追求效率目标的思维方式之不足。一个实证分析的结论，或许用数字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