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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市型政区及其地名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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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市型政区及其地名的沿革
摘 要:天津城市型政区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城市由传统向近代的成功转型。而区级政区是城市型政区形成的具体体现,分析天津区级政区的萌芽、沿革以及形成过程,不但折射出天津城市型政区的发展过程,而且透视天津城市的近代化转型。政区地名也因之有所变革。
关键词:天津 近代 城市型政区 区级政区 政区地名
中图分类号:K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1)11-0000-00
一、传统社会天津行政区及地名的沿革
天津自明永乐三年(1404年)设卫建城,至今已经六百多年了。从时间上看,天津与国内那些有一二千年历史的古城相比较,其历史并不长。从行政建制上看,近代以前天津的等级并不高,寨、镇都是军事据点,明代和清代前期实行卫所制度,最初,明王朝在沿海也设立了军事卫所,如沈阳中卫、山海卫、天津卫、威海卫等。根据明代兵制,“卫”是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一级军事建制,当时在天津周围设立了三个卫,即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三卫指挥机关设城中。卫是军事型的建制,在行政上也只相当于县一级的建制,1404年,天津设卫,“北有小直沽,卫河自西来,与白河合,入于海。”[1]后又设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因此“天津卫”有很浓的军事味道,“天津卫”一词沿用至今。天津地名中带有“营”“哨”“堡”字的,都和当年部队驻守有关。南开区城厢的“中营前街”原称“神机营”,是明代军队神机营驻地,也是当时部队的武器库。类似的地名还有:炮台、武庙、关帝庙、小校场、大校场、清军厅、总镇、三义庙、鼓楼、整饰司等等。
随着天津的发展,这种军事型的区划已经不适应天津的发展了,因此,地域性的区划相继产生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决定将天津卫改为天津州,其建制由原来的军事城堡变为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同年十月,又升天津州为直隶州,辖武清,青县,静海三县,直隶州的行政层序与府同,惟无附郭县。清初社会经济的全面恢复,带来了天津城市的迅速成长。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将天津州升为天津府,附廓置天津县,天津一城既为府治又为县治。天津的地名也随之有所变更,以官署派生的街名很多,如“道署”“府署”“”县署“运署”等。道署东箭道在东门内大街北侧;府署街东起北门内大街,西至西马路,因清雍正九年(1731年)设天津府衙门于此而得名;旧县署后街东起晒米厂小马路,西至东门内大刘胡同,清光绪六年建房成巷。县阁前街东起仓门口,西至运署西街。明清两代在老城里设置了大小衙署近五十个,这些衙署早已泯灭,但仍有一部分以其命名的街巷确保留下来。[2]
二、“警区”及其地名的沿革
1860年,天津被辟为商埠以后,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天津便脱颖而出,由一个近畿的府属县城,发展成为一个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和港口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成为一颗灿烂的城市明星。伴随城市的发展,天津的行政区划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天津的行政区划的变化既具有中国城市区划变化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性,其中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天津先有“区”后有“市”。
近代天津行政区划为什么会具有这个特点呢?主要有两个因素在起决定作用:
一是外国租界的各种作用和影响。但就港口的自然条件而言,天津不如附近地阔水深的秦皇岛。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没有采纳开秦皇岛为商埠的建议,而是坚持把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要在天津建立一个“足以威胁京城的基地”,迫使清政府统治者彻底驯服。与上海相比,天津开埠的初衷应该是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当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其经济还是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因此在开埠后,天津九国租界并立,这在全国十六个设有租界的城市中独一无二;当时九国的租界的总面积超过旧天津城厢面积8倍,由此可见租界对天津城市成长的影响是多么大。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王朝的对外交涉中心移至天津,以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领的先例,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除冰封季节外,常住天津。在军事上,北洋大臣负责统帅庞大的新式海陆军,政治上可以筹划经营国家维新的大计,外交上有权代表清王朝签订国际条约。“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3]。天津的这种地位,直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后才发生变化。
租界的名字,风格各异。英租界多以人名、地名命名,例如狄更斯道(今徐州路)、格林威道(今宜昌道)、爱丁堡道(今重庆道)等;法租界多以职务官衔的人名命名,例如:狄总领事路(今哈尔滨道)、石教士路(今黑龙江路)、梅大夫路(今辽宁路);德租界出了人命外,还用阿拉伯数字和西文字母为街道命名,例如:1号街(今厦门路)、B街(今苏州道)等;俄租界多用俄国地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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