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汇语义学在训诂学基础上的构建.ppt

汉语词汇语义学在训诂学基础上的构建 前言 中国语言文字学学科结构的两次变革 19-20世纪之交中国语言学学科结构的变化 首先是“小学”因章太炎先生“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提出，形成了语言学与文字学的分立。《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 在语言学里，按照西方语言学注重形式的格局，语法学打破文字、音韵、训诂的格局发展起来。音韵学向现代语音学转型。 古文字学进入考古与历史领域。 传统文字学与训诂学未能分离，一直游离于现代语言学的学术结构之外。 20-21世纪之交中国语言学学科结构的变化 20-21世纪之交重新面临着中西、古今、传统与现代化种种矛盾冲突的更加尖锐化。 中国语言学学科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应当是语义学打破语音、词汇、语法的格局得到大力的发展。 语义学在当代兴盛的原因及训诂学在现代的学科归属 带有历史主义特征的语义学 十九世纪心理语言学把古典的语义学从逻辑学中解放出来。心理学家冯特说：“只有联想的一般规律才是意义变化的规律。” 青年语法学派保罗（H.Paul）1886年在历史比较法论著《语言史原理》（第二版）中加入了“语义变化规律”一章，提出了语义变化的类型：扩大、缩小、转移、其他。 具有现代意义的语义学一般认为是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 .Breal），1883年他提出“语义学”（semantique）这个名称，1887年出版《语义学探索》。 20世纪50年代苏联语言学对语义的关注和对马尔的批判 语义系统论和结构描写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出音义关系任意性、系统性、意义和价值、联想关系。 易卜生（G.Ipsen）特里尔（J.Trier）的语义场理论。 布拉格学派（1933）和哥本哈根学派（1943）提出的不同的成分分析法。 语义学在当代兴盛的学术渊源 西方结构语言学从语言形式出发，进行普遍句法纯形式的探讨，在发展比较成熟以后，进入险境，方法上需要增加新的因素，使语义的介入成为必然的趋势。 在当代的全球化环境中，双语的对译需要尽快实现电子化，这一工作赋予语言学要从信息论的角度探讨语义解释的模型。 高科技的发展迫切要求智力的开发，语言习得问题成为不可避免的尖锐话题，引发了认知心理学对语言学的介入，认知心理学以语言的接受能力为关注的目标，重视语言的意义。 语义学兴盛带给中国语言学的机遇 对中国的汉语语言学来说，语义学的兴盛不是21世纪的新事物、新潮流，而是历代学者一直没有间断的追求，是在“小学”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的主流。 汉语是一种语义丰富的语言 思维和交际要求语言表达具有基本的细密程度，汉语悠久的历史和典籍的众多证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表达细密程度与其他语言并无二致。句法形式简单，词汇和语义必然复杂多变。 加之语义的积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长度成正比，汉语语义学面对的现象应当是世界语言中最丰富的。汉语词汇语义学也必然因此总结出更为全面的规律。 训诂学走向现代的学科归属 1906年，章太炎先生在日本举办国学讲习会，作《论语言文字之学》的讲演，接受了西方学术的影响，提出将“小学”改造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明确主张。 1928年，黄季刚先生在中央大学授《训诂学》课程，第一次建立起训诂学学科体系；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把训诂学纳入语言学轨道 1947年，王力先生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发表了 《新训诂学》一文，提出“新训诂学”的概念。在继承旧训诂学的基础上，建立纯粹观察、比较和解释的、与语义学相当的新学科。在材料上要把每一时代的语言看作有同等价值的语料。 训诂学的语义观 关于语义问题争论的焦点 近年来，关于语义问题的争论焦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第一，语义与语法的关系；第二，语义在语言学里的独立研究价值；第三，音义关系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在这三个问题上，各个流派的观点是有区别的。 语义中心论 语义与语法的一致性和相互的作用，已经逐渐成为语言学界的共识，但是，在语法与语义谁是具有主导地位的问题上，仍然是有分歧的。传统训诂学从学术渊源上是以语义为中心的，它的语义观是语义主体论。 方位包含在词义里 推——主客体远离（双向） 推辞、推让、推拒——客体相离：向外 推诿、推却——主体相离：向后 拉——主客体靠近（单向） 拉近、拉紧、拉拢——客体相近：向内 按、压、抑、印——客体向下 词汇意义系统论 语义以词音和语法为依托形式，但它是自成系统的，它的系统在自身的聚合中实现，并不依靠语法。训诂学从表意汉字中发现了词汇意义的独立性，训诂学把词义看作自己互相依赖的一群而不仅仅依赖于具体环境，这样的语义观才可以使语义学脱离语法学而成为独立的语言学门类。 音义关系的约定性和理据性的统一 结构语言学过分强调音义关系的约定性；认知语言学则全盘否定约定性。训诂学的方法论是承认音义关系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