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秩序、卖淫与个人自由的法律保护研究.pdf

中国的社会秩序、卖淫与 个人自由的法律保护 夏 腊木 导 论 本文考察了在国家社会秩序政策这一背景之下个人自由及其法律保护的 问题。在所有的国家，均会对个人自由权利加以平衡，以满足对于共同体福 利的保护和对于社会与政治秩序的维持。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考察社会秩 序政策关涉和影响个人自由法律保护的方式。在中国，社会秩序政策与个人 自由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并且正在发生飞速的变化。 通过审视用于处理卖淫的行政权力以及(尤其是)公共安全机构拘留卖 淫者和嫖娼者并对其进行收容教育的行政控制的范围，本文揭示了这一正在 发生变化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以来收容教育及改造卖淫者与 嫖娼者的权力的发展 communist 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chinese Pany)就认为卖淫是其控制的中国城市所面临的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除了铲除反动势力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的社会任务就是清除“残余的旧社会 盛行的犯罪活动”，例如种植、销售、使用毒品，赌博，卖淫，拐卖妇女儿 童。流浪人员、小偷和扒手也成为关注的目标。 ·墨尔本大学法学院中国一亚洲法律中心副主任、博士。 中国的社会秩序、卖淫与个人自由的法律保护 159 首先，关注用于限制然后取缔卖淫活动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取渐进 的方式，先进行登记、限制，然后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关闭妓院，这种方式用 于天津和上海。通过这种方式，对卖淫者进行登记和进行性传播疾病 (sTDs)检查。另外一种方式用于北京，就是联合采取措施进行突然取缔， 一夜之间抄查并关闭妓院。在大多数大中型城市，公安部门决定将由突然关 闭所造成的预期社会混乱和困难最小化，并采取更为渐进的方式。 在1950～1954年期间，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均采取措施关闭了妓院。 大约在那一时期，建立起来一些收容教育和改造卖淫者的中心。这些收容中 心大约一直开办至1956年。这些收容中心原本是为了检查和治疗疾病，尤 其是性传播疾病；培养被收容者新的技能，如读写能力；教会她们通过劳动 养活自己；改造她们的思想，以使其与过去决裂。有证据显示，一些以这种 方式被收容的妇女不愿接受改造。 在那一时期，有许多其他补充机制用于取缔卖淫的斗争，包括安置获释 妇女的工作与婚姻以及利用居民委员会监督并控制当地居民的行为。户籍登 记制度首先于1951年得以确立，包括城市居民，并于1957年延及农村人 口，这种制度有助于控制未经许可而向城市移民，有助于确定静态的和极为 明确的城市人口。例如，在上海，对于卖淫活动的取缔有赖于一系列的措 施。将许多以前的卖淫者置于其家庭的监管之下，或者安排其婚姻。一些人 被遣返至其在农村的家庭；一些人被分配到城市的工厂工作；其他人，尤其 是那些未婚者，被分派至诸如新疆、甘肃或者宁夏等边远省份的国家农场工 是因为地方居民委员会的存在不可能使某一妇女从事卖淫活动而不被发觉。 在那一时期之后，那些建立起来专门用于将卖淫者恢复正常生活的中心逐渐 被关闭了。 在20世纪50年代，这些取缔卖淫运动的成功取决于控制卖淫综合措施 的运用；居民委员会实施当地监督和控制的方法的有效性；以及那一时期国 家控制闲散人口迁移和安置获释卖淫者的能力。 尽管有这一系列取缔卖淫活动的综合措施的运用，但一些研究显示，相 对于官方资料而言，取缔卖淫活动的努力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并且经历了更大 的困难。实际上，有证据证明，卖淫活动并没有完全被消除。 改革时期的社会秩序问题与卖淫的重现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卖淫的重现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严 160人身权与法治 重社会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相同的是，卖淫不作为刑事犯罪。然而，与 20世纪50年代不同的是，不再将卖淫视为封建剥削制度的残留。20世纪50 年代，卖淫被视为一种“社会疾病”形式，而卖淫者则被视为属于劳动大众 的受压迫者。在面对几年后无法卖淫活动以及已经“解除教养的”卖淫者的 再犯时，仍然将卖淫者描述为拒绝自我改造的违法者。 自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