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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新文学第二个十年（1928——1937）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第一节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一、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论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中，“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代替了笼统的“新文学”或“革命文学”的口号。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以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为开端，1930年左联的成立为标志，至1936年左联自动解散，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时对基本终结。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反革命，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革命。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进入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因此这是一个国民党政权由建立到相对稳定，同时又是危机四伏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要从初期所谓“混合型的革命文学”推进到正面提倡“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阶段。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社团有创造社（后期）、太阳社以及“我们社”。后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吾和刚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新办《文化批判》、《流沙》、续办《创造月刊》上，发表了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桌子的跳舞》。1928年成立于上海太阳社，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夏衍等。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发表了《关于革命文学》。他们共同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试图以马列主义指导文学运动。他们的文章宣传马列原理，论证无产阶级文学发生的必然性，阐发文艺的阶级性，强调文艺的宣传教育和作为斗争的作用，从而把“五四”新文学推向了一个发展阶段。但是由于他们革命热情有余而理论准备不足，对中国社会现状和文学性质了解得很肤浅。特别是党内的“左”的影响，使他们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带着明显的“左”倾幼稚病的色彩。他们忽视文艺特征，轻视艺术技巧。他们声称“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太浓厚了，所以一般的文学大多数是反革命派。”为了完成文学的“方向转换”，他们认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全部的批判之必要”（钱）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他们对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一律予以否定。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原想同创造社联合作战，但遭到创造社成员的反对。倡导运动开展后，他们便把鲁迅当靶子，攻击鲁迅为“有闲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等。鲁迅也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等，批判他们的错误。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但他主张“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不必忙于挂招牌。”他还批评了倡导者们忽视文艺特征的错误，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这些精辟的见解，对于匡正倡导运动中的某些偏向无疑有重要意义。这场论争属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论争的高潮在1928年，直至1929年秋才停止。论争使双方都感到需要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鲁迅在1928、1929年花了很大精力从事科学文艺理论的翻译。他后来说：“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是他们‘挤’我看了几中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创造社等译介马列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逐渐改变了否定一切的态度，对鲁迅等的态度也渐渐有所改变。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一九二九年春，创造社被国民党查封，不久太阳社亦解散。在党指示下，一些党员作家开始与鲁迅联系，酝酿成立统一的左翼组织。一九三O年二月，在鲁迅等邀集下，召开了以“清算过去”、“确定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为中心的讨论会。会上，对前一段倡导运动中的“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等缺点，做了检讨，并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委员会。一九三O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冯雪峰、柔石、沈端先、冯乃超、杨初梨、彭康、蒋光慈等四十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都参加了“左联”。会上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宣告以“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作为“左联”的奋斗目标，并决定为此开展吸收外国新兴文学经验，建立各种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提拔工农作家，出版机关刊物，从事新兴文学的创造等工作。鲁迅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鲁迅针对当时左翼作家队伍的实际情况，向大家敲起警钟：“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针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他提出了坚持长期斗争的韧性战斗原则；针对小资产阶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