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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隐逸思想的变迁19明代隐逸思想的变迁张德建提要隐逸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涵，是解读中国文化的关键。从历史上看，隐选的 思想和行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明代的隐逸思想最能体现这种变化。从明初以不舍作姿态出现的以道自高，到洪武以后“太平选民”式的抱道以隐，到吴中地区追求精神圃融的“市隐”思想的流行，再到弘、正之际形成的以讲求治生之适和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隐选思想，晚明在王学影响下提出了“道隐”思想，而在现实中，“通隐”成为人们追求的隐选方式。关键词以道自高抱道以隐市隐治生与隐逸通隐《后汉书·逸民列传序》论隐士的动机和特点时说：“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 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诟俗以动其檗，或疵物以激其清。”①可见隐逸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很难概括出其共同特征，只能用“或”来描述。隐逸的类型是多种 多样的，都穆《听雨纪谈》就谈到很多种：隐一也。昔之人谓有天隐、有地隐、有人隐、有名隐；又有所谓充隐、通隐、仕隐． 英说各异。天隐者，无往而不适，如严子陵之类是也；地隐者，避地而隐，如伯荑太套之类是也；人隐者，踪迹混俗，不异众人，如东方朔之类是也；名隐者，不求名而隐，如刘遗民之类是也。他如晋皇甫希之人称充隐，梁何点人称通隐，唐唐畅为江西从事，不亲公务，人称仕隐。然予观白乐天诗云：大隐在朝市，小隐在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剧隐又有三者之不同矣。都穆在这里列出了天隐、地隐、人隐、名隐、充隐、通隐、仕隐七种类型，又借用自居易之言， 认为隐逸又可分为大隐、小隐、中隐三者之不同。从明代文集中的相关资料看，对隐逸的描述和分类更加细化，有着更丰富的类型和内涵。从所隐之地看，有山隐(张以宁《翠屏集》(四库)卷四《山隐记》)、有园隐(《历代图画诗类》卷四十五徐贲《园隐图》)、有湖隐(聂豹《双江聂先生集》卷五《湖隐记》)、有市隐(刘基《贾性之市隐斋记》、沈周《市隐》、张泰《沧洲诗集》卷二《赠市隐》)、有都隐(周瑛《翠渠摘稿》四库本卷四《题都隐十咏卷后》)、有禄隐(顾磷《顾华玉集》之《山中集》卷九《仕难解》)、有吏隐(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四库本卷七《商山吏隐记》)；从隐逸方式上看，有医隐(王彝《王常宗集》卷一《菊邻记》、周瑛《翠渠摘 稿》卷三《医隐记》、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七《愿义编序》)、有贾隐(《空同集》卷五十九《贾o《后汉书)卷踮．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55页。万方数据《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之卷隐》、有樵隐(梁兰《畦乐诗集》一卷《樵隐》、有耕隐(同上卷十五《题耕隐图》、杜琼《东原集》 卷一《耕隐》、沈周《耕隐》)、有廛隐(林弼《林登州集》卷十八《廛隐赞》)、有书隐(苏伯衡《苏 平仲文集》卷八《清源书隐记》)、有茗隐(《文征明集》补遗卷二十九《王隐居墓志》)、有坐隐(汤显祖《坐隐乩笔记》)；从隐逸品格上说，有迂隐(贝琼《清江文集》卷一《迂隐庵记》)、清隐(《历代题画诗类》卷四十五张以宁《题清隐图》、徐有贞《武功集》卷四《竹溪清隐记》)、有樗隐(贝琼《樗隐先生传》)、有松隐(《历代题画诗类》卷四十五张以宁《题松隐图》)、有梅隐(林弼《林登州集》卷十三《梅隐诗序》、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三《梅隐涛序》)、有菊隐(唐 寅《唐伯虎全集》卷五《菊隐记》)、有筠隐(同上《筠隐记》、有颠隐(刘玉《执斋先生文集》卷 一四《颠隐说》)，甚至有表示隐逸企盼的待隐(李东阳《李东阳续集》文续稿卷五《待隐园赋》、王鏊《震泽集》卷一《待隐园记》)虽然明人所描述的隐逸有诸多类型和形式，但明代有没有隐士，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 问题。黄姬承作《贫士传》，传中人皆“瘠形饥啄+徒履端方，号妇啼儿。虚穷经纬，行危朝野，储担石而一馨悬；学冠天人，御之冬而四壁立”①的隐士一流的人物，而明代只有王逵、王宾、邢量三人人传，且都是明初人。江盈科《皇明十六种小传-隐类》中只有焦隐士、郭德成、耆儒鲍恂等、陈遇、姚姊、贺三老数人人传，且除姚姊为姚广孝姊永乐间人、贺三老为英宗时人外，其余都是元末明初时人。《明史》也遵例为隐逸立传，入选的只有十二个人：张介福、倪瓒、徐肪、杨恒、陈洄、杨引、吴海、刘闵、杨黼、孙一元、沈周、陈继懦。明人自己对隐逸也表示怀疑，李馈把隐士分为四种：时隐、身隐、心隐、吏隐。他认为“时隐”是所谓“邦无道则隐”，。此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之，未足为难也”；“身隐”是“以隐为事，不论时世是也，以此而隐，又何取于隐也?”以他的标准，梅福、韩康、袁闳、郭泰是“时隐”，连庄周、向长、严光、粱鸿、林逋等也只能算是“身隐”，他们都是“身虽隐而心实未尝隐”。身心俱隐的“心隐”历史上只有阮籍、刘伶、王绩、仲长统、种放五人而已，东方朔、冯道等为“吏隐”。②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隐逸实在是高不可攀。明代有一个山人群体，山人称号有隐士之义，他们也以隐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