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为官与为人之道.doc

曾国藩的为官与为人之道曾国藩作为一名农家子弟，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 蒋介石称他“足为吾人之师资”；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是中兴第一名臣、近代最后一名大儒，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与他的为官与为人是分不开的。其为官与为人之道，我们可用六个字概括：忠、恕、勤、廉、诚、忍。 （一）忠。 ??? 忠，是理学最高的道德准则。理学认为,道德伦理是理的体现。曾国藩说:“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则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曾国藩全集》第14卷第13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忠无疑是他践履的最高道德准则。早在京官时期,严格深厚的理学修养就使他从谋求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升华到了谋求国家发展挽救清朝倾堕的境界,冒死上“三疏”,为国忘身忘家就是明证。太平天国爆发,清帝国风雨飘摇,是忠使他以一介书生投入血与火之中,组建了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殊死斗争。曾国藩对清帝国的忠集中体现在“三个不顾”。 1、不顾性命。曾国藩墨绖从戎,从荷叶塘踏上赴团练大臣任的第一步,就下定了效命疆场的决心。就任长沙,曾国藩在《与州县公正绅耆书》中就发表就职宣言:“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以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以后,曾国藩曾多次表白誓死效忠的心迹。1851年5月，为国藩篱的血诚的曾国藩于上了一个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他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说，自己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上折的，自己身为二品大员，此时不尽忠直言，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黎民。曾国藩进行这次冒死的犯言直谏，几乎因此而丢失了前程甚至是脑袋。曾国藩操着不易听懂的湖南口音，唯恐皇帝听不清说得很慢，在百官面前指责皇帝苛求小节，疏于大计，文过饰非，不求实际，骄矜，出尔反尔，刚愎自用，骄傲自满，言行不一，而且举出了大堆例子。至高无上的天子龙颜大怒，大喝：“狂悖，该当何罪！马上令军机拟曾国藩之罪。幸亏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说他罪该万死，但冒死直陈，出于对国家的愚忠，忘免其罪，咸丰这才没有加罪。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不仅表现在疆场视死如归,更表现在他为朝廷的根本利益而不顾性命屡屡对抗旨意。咸丰三年,衡阳练兵未就,咸丰帝就催迫出师,曾国藩几次抗旨,即使在咸丰帝震怒的情况下仍冒死上疏陈述不能立即出师庐州的五条理由。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墨绖从戎,为坚持“重扼上流”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又一次抗旨。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曾国藩屡屡抗旨,或者是羽毛未丰就从衡阳贸然出兵,或者是放弃“重扼上流”的战略决策,太平天国后的清朝历史或许就要重写了。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评曾国藩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学力胜也。”在这里,王安定只讲了原因的一部分,曾国藩的成功不仅在学力,还在忠心。没有忠心,没有把国事看作家事的精神,曾国藩是断不会屡屡抗旨的。 2、不顾名声。作为一个正直的士大夫,作为一个理学家,名声的重要不亚于生命甚至高于生命。曾国藩就曾说过:“然君子爱惜名声,常存水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不能不慎修以远罪。”(《曾国藩全集》第20卷第841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为挽救清朝危亡,往往置个人名声于不顾。为镇压农民起义,他杀人如麻,落了个“曾剃头”的恶称。针对官场优容苟安、不白不黑、置国事不顾的情况,曾国藩不惜落侵官越权之恶名。衡阳练兵未就,咸丰帝命他出兵拯救安徽,曾国藩抗旨,致使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死事,这更要负忘恩负义的骂名。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可谓家喻户晓，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扬言“将天津化为焦土”。那时的曾国藩正在养病，已经请了病假，他本来其实是可以躲开这份苦差事的，皇帝给他下诏书是说，你的身体怎么样，能不能去，行不行？他明明知道这是个苦差事，事情牵涉到洋人，乱子闹得又这样大，此行必是非常艰难；而且一生功业有可能付诸东流，为此他给家人写了遗嘱，以示抱病前往有去无回之心。他的“忠、诚、笃、信”使得他忠君，不能推辞，事情果然如他所料，天津之行使他名誉扫地，受到朝廷内外的攻击，骂声不绝于耳，使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完全生活在此事笼罩的阴影之中，“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精神每况愈下，曾国藩办天津教案,他谋国安危不顾讥议纷起,不顾损害镇压太平天国而获得的隆誉,不顾卖国贼的骂名,正是为履行忠这一最高道德准则而不顾个人名声的继续和集中体现。 3、不顾疑忌。清王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人实行严密防范的既定政策,从来不轻易授汉人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