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研究.docVIP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研究 山西省吕梁学院　山西　吕梁　033000 摘　要：教科书是实施教育的主要载体，是承担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是实现教学目的的重要工具。中国历来有重视历史教育的传统，但“历史教科书”并非自古有之，它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结果。所以，作为承担历史教育载体的历史教科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节主要叙述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进程。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　教育教学　学校教育 一、传统的历史著作编纂 在中国历史上，史书的主要作用是“资鉴”，因此，各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史书的编写。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很多史学著作：诸如《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史通》、《通鉴纪事本末》等。这些史书多为通史或断代史，多采用编年体、纪事体、纪事本末体等编纂体??。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该书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记叙历史事件。这种编纂体例就是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指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完整地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始末的体裁形式。纪事本末体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分散和纪传体记事重复的缺点，为史书的编写开辟了一条新的编纂体例。 后来，随着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加强，作为只要使用教材的“四书五经”、《五经正义》、《四书集注》等实行严格的专制一统，成为思想的禁锢，严重束缚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这表明中国使用的蕴含历史内容的教材，严重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史书编纂不得不迈出近代化的脚步。但是，中国传统史书编纂体例中的合理成分还是为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提供借鉴。 二、近代化教会学校的历史教科书 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近代化过程中，曾有一个“教会教科书”时期——即来华传教士编译出版大量教科书以供教会学校使用的时期。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同英国、美国、法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允许在通商口岸修建教堂和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后，编译大量教科书到中国以供开办的教会学校使用，这些教科书我们称之为“教会教科书”。教会教科书为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近代化有重要影响。鸦片战争以后，在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在通商口岸修建教堂，开设教会。教会势力秉承列强的侵略意志，企图用基督教来改变中国人传统的信仰，最终实现从精神上征服中国的目标。于是，传教士在中国广泛开办教会学校，以传播西学和宗教的名义来迷惑中国民众，试图将中国民众培养成侵略者所需要的虔诚信徒。 开办教会学校是需要教材的，但是中国传统教材中的儒家经典教义与教会学校的宗旨有着极大冲突，这种现状迫使传教士必须解决教会学校的教科书问题，也为教会教科书的出现提供了现实需求。 1877年以前已经有传教士开始翻译教科书，但他们的译书活动缺乏统一指导，多是分散的，这使得翻译教科书的活动并未取得明显进展，翻译的教科书数量不多，质量也差。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教会学校对教科书的需求，1877年在华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并专门成立了一个为教会学校编译、出版教科书的组织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各教会学校统一编译、出版教科书。教会教科书的大量编译、出版打破了儒家经典对教科书的垄断。为了更好地发挥教会学校的作用，1890年的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并设立执行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等4个专门委员会。 教会教科书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编写的，负责教会教科书编译出版的韦廉臣曾指出，“所编之书应合乎科学原则，但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恶、挽救等伟大真理。”这是其宗教性的一面，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华传教士的译书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编纂的近代化，他们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为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提供了新的范本。教会学校编译、出版的各科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也缓解了近代中国新式学堂教科书不足的问题。 三、近代化新教育体制改革下的历史教科书 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国家部分主权的丧失，使一部分封建士大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当时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沉重打击着清政府的统治，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清政府决定迈出“御侮自救”的步伐。设置历史课程的目的是了解中国历朝历代兴亡发展的历史，培养人们自强、忠爱的品质，了解世界历史变迁，理解国家兴亡之道，振奋学生、国人的志气。因此，国内各学堂对历史教科书有着极大的需求。一时间，汉译外文史书铺天盖地的涌入国内。其中，以日文史书为最多。当时输入的日本人编写地史书就有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等。这些史书多为近代日本中国学家编写，间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