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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問題特質 環境問題有以下特性(ref. Carter, 2001,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 pp. 162-8 )： 環境資源本質上是一種公共財（又可區分為common pool及common sink兩種） 環境問題超越地理與主權的界限，區域及全球治理相對重要，全球與地域關係重新界定(Lee Stokes, 2009: 6) 環境問題複雜（主觀性、人為性、動態性、互依性）與（解決方案）不確定，屬於典型「結構不良」 環境問題不可逆轉，政策錯誤的代價更高 環境問題時空錯差，效果長期但受短期利益需求決定，空間受到「鄰避情結」拘束因此選擇地點受限 環保權責機關多元，但環境主管機關通常權力位階不高 環境政策以管制工具為主，經濟工具（誘因機制）、資訊工具（勸導學習）為輔 Common Pool and Common Sink common-pool是「共同享有」，特性是資源太多，以致於排除潛在享有利益者的成本可能相對太高，如森林、海洋 common-pool的資源可以被個別分配（森林與海洋中的樹木、魚），所以不是純粹公共財，政策面臨的主要問題在於消耗不要超過保存，政府的角色主要是扮演一個適當的權威分配者 common-sink是「共同承擔」，屬於純粹公共財，具備典型non-excludable及non-rivalry consumption的特性，如新鮮空氣、環境綠化 common-sink資源無法切割，政策面臨的問題是適度控制污染以及強制污染者付出合理代價 鄰避情結 Not In My BackYard (NIMBY)是環境問題經常出現一種「以鄰為壑」的心態，常造成政策選擇的空間限制 Vittes et al.: 拒絕有害於生存權與環境權的公共設施之態度；強調以環境價值作為是否興建公共設施的標準；重點是情緒性的反應，無法說理。 Hunter Leyden: 一種自利的、意識型態的、或政治的一種傾向。 李永展：一種「個人或社區反對某種設施或土地使用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具有四項特質：負外部性、漣漪效應(trickle down)、高風險性、以及專家與常識價值衝突。 形成NIMBY的原因：成本利益高度集中化、高度群眾動員性、高度不確定性、高度資訊不均衡性（以上引自湯京平，2005）。 NIMBY的解決 針對「鄰避效應」，有學者指出可以下述幾種方式解決：政府或企業介入，主要透過補償金的方式；自願性政策對話（包括區域治理、社區參與）；政治對話的強化（動態協商、民主對話）（湯京平2003 : 361-2）。 有些經驗顯示，以下是可以促成「迎臂效應」的方式：掌握資訊通路與地方政治勢力，來營造有利地方的議價環境，並克服環境衝突高抗爭動員能力及高度不確定性，所導致協商的困境；提出多個腹案在各地造勢，一方面不引起抗爭，一方面助長聲勢；另外，化解不同參與者的訴求，對各種不同團體各個擊破（丘昌泰，2004）。 二、地方環境治理 治理與地方環境治理 (1)界定地方治理 從結構上來看，（地方）治理指的是一種公私行為者所形成的一種互動關係或機制； 以過程來看， （地方）治理是一種管理策略。 界定治理：「公私行為者共同參與的解決社會問題或創造社會機會的機制」。 界定地方環境治理：「在一定地域內包括公私行為者共同參與解決環境問題的機制，在這個機制內透過控制及合作等主要的互動模式，降低了形成環境集體決策的困難」。以問題解決的過程而言，地方環境治理又相當於把環境問題的外部性一定程度的「內部化」(internalize the externality)。 (2).地方環境治理與公共參與 A. 公民社會參與形式與必要性 環境治理並不僅是政府機構的單純決策行為，還包含許多公民參與的機制。 公民的參與除了符合民主形式原則之外，同時也可以針對公民實際需求所產生的環境問題，提出適時的回應與解決的方案。 地方環保主義(local environmentalism)強調地方政府、社區乃至個人在保護環境與生態的角色，主張中央政府將資源與權限下放至地方政府與社區組織，並透過如市場機制誘因般的制度設計，讓地方人士自發的對環境採取友善態度。 環保團體透過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 參與政策過程，某些涉入較深的核心成員，得以透過此網絡，積極尋求其他成員的支持與結盟，共同支持某些政策方案，形成倡議聯盟(advocacy coalition)，佔有一定制度位置。 B. 公部門角色轉換 政策過程趨於分權化、水平化 地方官員政策執行動機（趨於保守？）、訴求標的（偏於物質？）、相對考量（政治經濟利益）、社會情境（人情網路）面臨調整 透過長期互動，增加信任(entrust)及累積正當性(legitimacy accumulatio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