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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法论文： 论侵权法中的惩罚性赔偿金 摘要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对于惩罚性赔偿金有截然不同的立法态度,我国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但对于该制度的依据、法律适用仍然值得研究。本文指出在我国规定惩罚性赔偿金有合理性,法律适用范围应扩大,在相关司法解释制定中应对惩罚性赔偿金的考量因素做出说明,并对其数额规定一定的限制。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金 侵权法功能 法律适用 考量因素 我国将于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在产品缺陷责任中正式规定了惩罚性赔偿金,是立法的一大进步,但在惩罚性赔偿金概念界定、理论依据、适用范围、考量因素上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探讨。 　　一、惩罚性赔偿金的界定 　　在法律体系中,民法和刑法承担着不同的价值功能。刑法体现了国家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故在刑罚的类型中明确包含制裁性的罚金。但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其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发生纠纷也强调当事人意志自由协商解决,如违约金是可以约定的。因民事关系当事人是平权关系,非隶属性、管理性关系,因此双方之间的制裁性是有一定疑问的。但在民法中,也存在补偿性赔偿金和惩罚性赔偿金的划分。 　　惩罚性赔偿金是与补偿性赔偿金相对应的法律概念,体现了法律责任功能上的差异。法律责任在功能上有补偿和惩罚等多重属性。补偿性赔偿金的功能重在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实行填平原则,当然赔偿金的给付,属于债务的承担,是第二次义务,本身也体现了一定的制裁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惩罚性赔偿金,它强调赔偿金的数额应高于损失的发生额,要让加害人承担更多的给付,对加害人形成更有力的制约。惩罚性赔偿,指侵权行为人恶意实施该行为,或对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还可以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实际损失的赔偿金。①从惩罚性赔偿金的产生来看,要求加害人的过错,排除一般过失,从法律适用效果来说,要有杀一儆百的效果,充分发挥法律责任一般预防功能。而补偿性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则主要解决具体受害人的法律救济问题。补偿性赔偿责任主要适用于财产责任,而精神损害赔偿金主要解决精神痛苦的抚慰问题,各有其适用范围。 　　精神损害赔偿金和惩罚性赔偿金在具体法律适用中,应并行不悖,不能以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取代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恶意产品侵权行为的行为人承担了惩罚性赔偿金之后,并不妨碍受害人请求其承担精神抚慰金。② 　　二、惩罚性赔偿金的理论依据 　　惩罚性赔偿金的立法态度直接与侵权责任法的功能定位密切相关。关于侵权责任法的功能,有学者主张单一功能说,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使侵害人对受害人做充分、合理的补偿应是侵权法的基本功能。③毫无疑问,从单一的补偿受害人损害功能来说,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与侵权法的价值相背离,大陆法系侵权法也主要从这一角度反对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在大陆法系法典中,侵权责任主要表现为侵权损害赔偿之债,属于传统债法的组成部分,主要强调对受害人的权利救济功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学理论界对侵权责任法功能的认识从一元走向二元、多元,这些认识中都包含了惩罚功能。二元论主张侵权法的功能首先是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其次是对侵权行为人的教育、制裁、预防。④对侵权责任法功能的认识体现了法律的与时俱进。惩罚受害人应是侵权责任法的功能之一,惩罚是对加害人主观过错的惩罚,通过惩罚可以更好平息受害人的情绪、缓和社会矛盾,同时,又可以起到更好的警戒作用,在工业生产活动中尽最大可能避免损害行为的发生,这也是英美法侵权责任法承认惩罚性赔偿金的制度价值根源。英美法系国家,无法典化传统,侵权责任法是独立的发达的法律,崇尚权利的救济。受害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基于其“好讼”的文化传统,多寻求法律救济,而判例法体系下,陪审团成员多从自身体会做决定,很容易对受害人的权利救济请求作出满足,加之民众一贯的保护弱者的思想,就形成了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的赔付,进而在判例中确定惩罚性赔偿金。从社会经济角度考虑,英美法国家普遍责任保险制度发达,使得潜在加害人可以将风险向全社会转嫁,有能力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带来的不变。 　　三、惩罚性赔偿金的现实依据 　　我国侵权责任法既体现对受害人权利的充分救济,也要体现法律对加害人侵权责任的制裁。这一点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的形势下,有着特殊的价值。规定惩罚性赔偿金有着特殊的法律风向标作用。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问题在我国愈演愈烈,从“苏丹红”事件到举国震惊的三鹿奶粉事件,越来越挑战民众、法律极限。在三鹿奶粉事件中,三鹿企业明知其产品中含有的三聚氰胺和受害儿童之间有因果关系,仍不主动召回、而是力图和单个受害人达成补偿协议掩盖事实真相,体现了法律仅有补偿、制裁功能不强的明显弱点。基于此,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