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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应该新在何处 新农村建设应该新在何处？ 新农村建设绝不仅仅是农民问题，绝不仅仅是农村问题，也绝不仅仅是农业问题，而是中华文明的问题。因为新农村建设首先要面对的正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小农经济。 数千年来，落后的小农经济使简单的人力始终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力，使人口的增长始终是中国经济繁荣的保证。小农经济使家族社会成为必要，家族社会使儒家学说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家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狭隘性和排他性又必然产生集权政治，使整个社会为了稳定而抑制竞争，因为竞争的缺乏而造成垄断、滋生腐败。 如何对待小农经济？建国初期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采取“一大二公”的方法，因为数千年小农经济的存在早已形成“路径依赖”，即小农经济的存在本身又为它的继续存在创造了条件。仅就因小农经济而产生出来的庞大的人口和可耕地的紧张就使中国在土地政策上必须小心谨慎。 一些人认为农村改革的深化在于明晰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即将农民现在所拥有的对土地的使用权转变为所有权。如果这样做而又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话，那就可能意味着将小农经济永恒化。如果允许土地自由买卖，那么，土地的兼并和集中很快就会发生，大量失地农民一旦不能被城市吸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对于中国来说，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集体保留所有权的做法是正确的。那种将“三农”问题归咎于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观点实际上是忽视了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因土地兼并而引发的天下大乱。 关键的问题是，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土地兼并迟早会发生？而且不可逆转？这是由中国家族官僚社会的性质决定的。为了抑制家族竞争、稳定社会而产生出来的官僚体系迟早会因为与家族势力结合起来而成为政治上的垄断分裂势力，这些势力自然会利用其政治权力、甚至军事力量来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即进行土地兼并。 因此，对中国来说，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始终是首要的。所有“三农”问题严重的地方，我们都不难发现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即使赋予农民以土地的所有权也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法制不是一旦规定了就有的东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如何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很明显，仅有自上而下的制约是不够的，但要实现自下而上的制约，则需要完成从家族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化。建国初期人民公社化的失败所显示的其实正是存在于中国数千年的小农经济的家族社会的强大惯性。取消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我们却因此而忽视了在农村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属于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必要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农民必须自己组织起来，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实际上，一切农村建设相对成功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农民处于某种形式的组织之下。尽管这些组织形式或多或少都具有家族的性质。比如，由某一个家庭或包括这个家庭的亲属在内的成员组成领导集体，将属于不同家庭的农民组织在不同的相互支撑的经济实体中。而且，这个组织的最高权力往往是由原领导的直系亲属来接替的。 显然，这种家族式的组织是难以长期保持繁荣和稳定的。实际上，在那些问题严重的地方，我们也总能发现组织权力的严重家族化。因此，能否有一个公正能干的当家人往往就成了一切问题的关键。邓小平在晚年一再谈到一个国家的稳定依赖于个别领导人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危险的⑾。但为什么会产生对个别领导人的依赖呢？ 中国必须正视自己脱胎于家族社会的现实，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政治权力被家族式的利益集团控制的可能性，必须恰当估计儒家仁义忠孝教化的有效程度。儒学自从汉朝成为统治思想以来，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但每一个朝代最终都逃脱不了政治腐败、天下大乱的下场。为什么？因为家族之间以及家族式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是无法回避的，一旦中央集权的官僚系统不能保持公正，儒家的伦理规范最终就只能成为招牌而已。如果以为现在的“人心不古”是因为国学不兴那就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如何鼓励和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而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这个组织首先应该是一个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组织，一个独立的组织，然后才有可能通过它或者说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出属于农民自己的经济上的互助组织。 现存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来改去之所以始终难有农民合作之实，以至于有人主张干脆放弃发展农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