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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主张与争论 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主张与争论 文章来源： 《理论前沿》2006年第17期　[作者：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郎秀云] 发布时间：08-07-27 20:19:06 180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究竟是什么关系？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化还是建设新农村？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城市中国还是乡土中国？研究者对这些问题见仁见智，分歧较大。这些争议关涉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与路径的选择、城市化道路的走向乃至中国现代化战略抉择。找出分歧的关键所在，对于达成共识，推动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健康开展都是必须和必要的。 一、“三农”问题：是城市化带来的还是反城市化导致的 　　在城市化与“三农”问题的成因上，有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另一种认为，“三农”问题是城市不发展、反城市化的后果。 　　温铁军认为，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形成以后，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必然是加速内向型积累、内向型剥夺的，而剥夺的对象只能是农民。这是造成农村解体、小农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于建嵘指出，中国城市化是在两个背景下发生的：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二是农民没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城市化的过程，实质就是这两个背景下国家对农民剥夺的过程。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部分研究者认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的土地、资金、原材料、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民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留在城市，城市日益繁荣和发达，农村则走向衰退和边缘化。 　　牛凤瑞等人则认为，中国目前的“三农”问题，固然与农村为城市提供原始积累的时间过长、负担过重有关，与长期城乡分制的二元结构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城市的相对不发展、城市化进程缓慢，在于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辐射带动农村的能力还不够强大。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农民问题不是城市化本身带来的，而是反城市化、反市场化的政治歧视带来的。一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缓慢导致农业国家的“超稳定局势”，二是由于城市推行的户籍管制取消了农民迁徙自由和就业自由，“城乡差别”降低了农民的就业能力。 二、“三农”问题的出路：城市化还是建设新农村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以温铁军、老田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则提出城市化未必能解决“三农”问题，现实的办法是建设新农村。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不可能奢望将农民留在农村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要通过发展非农产业和迅速的城市化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当农村人口数量降到25%以下时，农村土地即达到了市场化要求的成本阈值，可以实行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就会有大幅度的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就会有明显的进步，“三农”的一系列问题就能得以彻底解决。还有学者指出“三农”问题应该交给城市化和市场化去解决，国家没有必要去建设新农村，即便国家实施新农村建设，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三农问题，最终“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根本出路依然是继续实施和完善推进城市化发展的战略。这一观点得到了国际发展经验的支持，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一般是通过城市化吸纳农民，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 　　温铁军则认为城市化未必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农民国家，即使2020年实现55%城市化率，而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仍然还有7亿多人生活在农村；而耕地必然因城市征用要减少2亿多亩，中国农业仍然是小农经济，只不过土地更少，资源更紧张。靠大规模地减少农民人口来提高农地规模，以农业规模经济来参与国际竞争这条路，根本走不通。老田则分析了工业化没有有效地带动农民市民化的原因：在全球竞争体系中，中国的产业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产业增加值率低，低水平边缘化的工业企业不能创造较多的工资、利润和税收余额，从而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机会，第二、三产业因此不能容纳足够的劳动力就业，不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无法给工人在城市维持生命再生产的费用。吕新雨针对那种认为取消户籍制度，就能解决农民就业和农民工待遇的观点，指出户籍制度本身并不能创造就业机会，户籍制度的改变无法解决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性格局不是单纯靠取消户籍制可以解决的。 　　韩德强指出，那些认为只要推进城市化，“三农”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的学者，没有注意到西方工业化、城市化模式的不可复制性，回避了西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生态灾难、压迫剥削和世界战争，看不清楚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方位，只能为“三农”问题提供一条“有光明，没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