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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成为信息化与群众参与的博弈 中国投入1000万人力花费达100亿元资金耗时3年的第一次经济普查，无疑将创下中国民众参与人数的新高。信息化与群众运动的博弈将绘出统计信息化进程最生动的曲线，折射出中国统计体制改革与信息化应用的全新历程。 如果不是由于一些统计单位的数据引发民众的置疑，统计并不会如此走近民众。轰轰烈烈的第一次经济普查成为统计回归社会的最佳时机。 “违心”参与 离我们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据说动用了600万人，而此次经济普查所调动的人员总数据称将超过1000万。四川省普查中心副主任黄志贵告诉本刊，四川省参与此次普查的人数要超过100万，花费可能有几个亿。推算开来，全国投入的普查费用将达100亿，人数也绝对过1000万。对比美国1999年的一次普查，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当时参与普查的正式统计员为3000名，加上雇用的55万名临时工，费用花费为40亿美元，这似乎意味着中国民众参与的高成本、低效率与落后的生产力方式。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闻处处长张英香向本刊介绍说：此次调查涉及到二十几个行业、一百九十几个中大类，涉及八百多万家法人单位、产业单位和三千多万家个体工商户，为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作决策依据。而要得到如此众多的企业尤其是规模以下商户的支持并不容易，因此，国家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基础上，专门制订了《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家意志与一些民众心理的差异增加着经济普查的成本。 此次经济普查，这种民众参与无疑将继续在信息收集、数据填写、汇总上报以及分析处理等方面按照全国经济普查办公室的统一规划进行，实行省、市、县三级调查与逐级报送方式。长期以来，“政府为主、社会为辅”，确定统计数据为国家原则，遵循的是先内后外、先政府后民众次序的做法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对于信息在提供与获得上的不对称。 教育部统计应用研究中心教授薛薇认为，分析中国统计的现状，不难看出民众“违心”的原因。在法律地位上，单行道式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与自下而上的被动提供数据的模式，让被调查者与调查者处于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上，使得“违心”的民众参与将原本低下的生产方式效率再次降低；从调查主体看，国家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发挥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在调查手段上，人工入户调查的落后手段使得统计信息化无从开展，民众参与作为结果而非原因填补了这种不足。 盛行并无奈着 梳理民众参与与信息化应用以及国家体制的关系时发现，在当下体制改革已经与信息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国务院“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课题组指出：就挑战而言，目前最突出的是对政府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的挑战。让“无限的政府与无效率的政府” 转为“有限的政府与高效的政府”。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成为最有效的措施。高效的统计体系会最大限度削减普查人员队伍，如美国，从普查员队伍庞大程度看出统计信息化的程度。 但在今天，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与民众参与强化的此消彼长规律却不对应。尽管统计局官员与统计专家对于技术支撑统计应用都持绝对的肯定态度，然而对于身处数海的统计领域却并没有对统计系统进行关键性的业务变革与思想洗礼。新兴的数据仓库、OLAP和数据分析工具不断成熟，使得分析型应用系统回归于数据中心的本质，表明了应用系统的设计观念已从流程驱动进步到数据驱动。而从倪主任反映的情况看，包括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在内的新兴技术并没有应用到现有的中国统计信息化中来。北京东软金算盘实施经理李晓斌透露，这些新兴的技术已经在ERP、集团财务等解决方案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数据钻取、切片、BI技术与统计信息化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更加令人吃惊的信息是，现行的国家统计系统没有建立数据容灾备份系统，即便是正在研发的新系统中同样没有作数据容灾的立项性规划。 薛薇教授指出：对于政府统计而言，依据信息资源规划理论，首先建立规范的电子化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报表体系，以及人员部门门户管理体系；其次从政府的中间层次即经营管理层入手建立易用、适用和多用性的多级统计信息系统或报表系统。而现行的系统一般基于业务层入手进行设计，难免会既庞杂且效率低下，导致系统运行慢失败率高。缺乏先进信息技术支持的统计领域无法对统计数据做深入分析，统计信息无法回流到社会自然也不难理解。这种恶性循环直接导致统计领域在体制上的墨守成规与信息化建设的固步自封，民众参与的“违心”性盛行便作为一个最明显的体现，且将会继续盛行并无奈下去。 民众参与的盛行与统计模式的落后以及统计现有的信息化水平低下有直接关系，与全社会的信息化应用水平不高无法割裂，而模式落后与统计领域信息化应用不充分有直接关系。研究社会变革过程时发现社会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实行成本中心的转移，从最初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