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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家族的信任与合伙——十九世纪末期对“公司”一词的翻译 超越家族的信任与合伙——十九世纪末期对“公司”一词的翻译 作者：黎志刚 在1860年代，公司常常被中国官员用来指称西方的商行。中国的商人也常常把这个词作为他们向国家寻求对发展现代中国企业的支持的讨论基础，比如说郑观应就是如此。 晚清时，股份公司成为把中国传统的企业组织改造成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这一转型中最具吸引力的制度模式。虽然在1870年代，中国的商业组织仍然以家庭作坊与合伙为主要的形式，但是模仿西方股份公司的公司已经出现。在本文中，我将对现代中国翻译西方商业知识的过程加以考察。 公司（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公共管理”）在许多字典里定义广泛。（注：一本荷兰百科全书里给出的公司（kung—ssu ）的比较精确的定义是这样的：“公司是一个汉语里的词，它在很广泛的意义上指行会、合伙以及社团。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词在群岛地区（荷属东印度）的使用很普遍，后来这个词在荷兰语以及不同的土著语言里都很流行。从字面来说，它的意思是一般大众的管理和公共事务的执行。公司这个词源于hakkien人的方言，他们在爪哇和外围岛屿的其他通商口岸定居下来。在hakka方言里，它读作kung—sze。在溺湾和爪哇，商行的执行人通常都被称作kongsi。中国官员也用这个词。由于中国人对积累资本的手段的不懈的追求，中国的kongsi不但在我们的殖民地为数众多，而且在马来群岛、印度尼西亚的外围岛屿以及菲律宾也很多。kongsi的对中国工业、商业和航运业的繁荣和发展具有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为了把来自同一国家，同一家族的人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kongsi得以建立。在家庭kongsi中，由于传统的因素，只要其父亲在，没有人能够有私财。所有的家庭资本都由父权处理。无疑，如果进行更仔细的考察的话，许多kongsi就不象它们最初看上去的那样是家庭kongsi了。但是中国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开始从上面提到的那些起源逐步分化，尤以最近为明显。 ”参见t. j. bezemer， beknopte encylopaedié vannederlandsch oost indié（leiden,1921），p.254，转引自王太鹏，“以加里曼丹岛为蓝本的中国公司起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77年），页1—2。还可参见j.l.vieming jnr ed, “kongsi和公司，”m.r.fernado和david bulbeck编《中国在荷属印度的经济活动》。）其中的一种定义是，“公司是一个中国的关于各种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通称，它包括从商业合伙到家族和宗教会社直到三合会这样的组织。它意指一类行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类‘公司’，其中一群人投入经济资源，并从企业中获得一份赢利。”（注：这个定义根据的是carl a. trocki，《鸦片与帝国：新加坡殖民地的中国人社会，1800—1910》（以萨卡：康内尔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11。trocki还说到，“这个词在汉语里有许多种不同的意思，就和company 这个词在英语里的情形一样，但是，并不是它们所有的意思都相互对应的。而且，和任何一个词语一样， 它的意思和用法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公司在19世纪的西加里曼丹岛是一种普通的社会组织。据louise hankinson所言，“作为一种组织架构，公司有许多功能。经济上，在中国居民中，公司有利于自愿和资本的积累。每个成员向一个共同的基金的捐助使得中国人能够冒大规模开采金矿的风险。作为对他们的捐助的回报，每个人都被赋予对利润享有同等份额的权利。从政治上来说，公司是一个兄弟政府，其成员平等地参与决策。……从社会来说，公司有利于中国乡村生活向西加里曼丹生活的转变。堂以及公司会所既满足了祠堂的功能，又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起了核心作用，公司为中国的移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提供了保护和积累足够的资金以创造利润回馈中国人的机会。”参见louise hankinson，“西加里曼丹岛的中国公司：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没有出版的荣誉学士学位论文， 昆士兰大学历史系，1994年）页5—6，还可参见页20—32。）虽然公司在18世纪的东南亚运用于三合会，也运用于其他的商业组织（注：参见trocki，《鸦片与帝国》，页12。据王太鹏所言，“18世纪东南亚出现的公司是这个地区的新兴事物，尽管它植根于中国的合伙以及兄弟会的传统。和中国的兄弟会旨在推翻清王朝不同，公司的起源是和中国在海外的采矿工业的勃兴密切相关的。尽管东南亚的一些公司也实行传统的甚至于天地会的立誓仪式，他们仍然是从小型的合伙，商业的或者采矿业的，发展起来的。”参见王太鹏：“公司一词：一个注释，”《亚洲皇家学会马来西亚分会杂志》52：1（1979），页103。），但是这些组织不同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