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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的文学渊源-源头 唐诗的文学渊源-源头 倘要追溯唐诗的文学源头，白然还须从(诗经)谈起。所以这样说，理由有三: 首先，按道理说先秦歌谣(即占佚诗)，当出在(诗经》之前.为什么不从先秦歌谣谈起呢?这是因为我们虽然深信在《诗经》之前，已经有了民间歌谣，然而现存的“先秦歌谣”，大多违录自战国后期的史籍或子书中，往往很不可靠，使我们在讨论文学源头时.无从谈起。相反，《诗经》里的作品，不但可靠，而且大多肇始于士流与民间，再经文人修饰、增减而成。尽管《诗经》中的作品保留着民歌的“原汁原味”，并且主要是四言成句，体裁也以叙事为主.与唐诗的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雅文化”的精品，以及表现形式与技巧的精湛、圆熟，体裁以抒情为主等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它们同样都反映各自时代的社会生活，只须稍稍翻检一下，会发现《诗经》的作品，几乎包括了唐诗的大多作品题材，例如:国家的治乱与兴衰，政治斗争与阶级对立，战争与人民的苦难，世俗生活与风土人情，爱情与婚姻等等。在《诗经》里，甚至连表现人生斗争中，因心灵撞击而产生感情与思想的急剧震颇的抒情作品.也时有发现。譬如: 者我往尖，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卜稚·采筱》 这首诗的大背景是在周璐王时，周王室组织士民抵御r犹(即后来的匈奴)的战争。这首诗歌并未直接描述战争，而是通过一个战争的亲临者，在行军途中采薇充饥时的低沉复杂的心情，来从侧面揭示战争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破坏。它给读者带来的心灵震动.要比历史学上的战争的复述与统计数字的披露，来得更直捷，更具体。又如: 兼霞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泪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一一《秦风·莱改》 与上所引《采薇》一样，这里所引只是《兼0》的第一段。它们回环往复，情志渊深，极具特点。古往今来，读者有的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有的认为这是一首求贤怀友的诗篇。就其蕴籍的诗人气质与高超的诗歌技艺而言.与后世名家巨作，已相去不远了。 其次，中国古代的每一次韵语文学的兴起。都依傍着一次大规模的民歌高潮。这就包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流传于民众口头的俗文学，与产生于文人学士笔端的雅文学的升降变化，反映了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变化的节律。《诗》三百篇，虽然不是一时之作，却隐隐约约为我们勾勒出先秦民歌趋向高潮的事实，并已经在《诗经》的一些篇什中可以寻找出雅化的端倪。作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民歌与文人作品杂糠的诗歌总集，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点，可从曹操的诗集中得到证明。曹操日理万机之暇还爱好作诗，而尤以四言诗为胜，且往往援引《诗经》的成句。曹操以后，曹王、曹植及“建安七子”则已是凭借两汉(《乐府))五言民歌的高潮应运而生的古典诗歌集团了。曹操以后，四言诗不足观。因此有人说，在古典诗歌渊源中，曹操是旧时代的结束者与新时代的开创者，是很有道理的。 以前有很多专家思考过古典诗耿发展的“俗雅升降”问题，可惜都语焉不详，只有鲁迅先生于1934年2月20日(致姚克》的信中，讲得最明白: 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性，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 晚年的鲁迅先生接受了阶级论的观点，三十年代中能讲出这么深刻的话.自是古典文学论坛上吹来的清新空气。所论“欧、诗、词、曲”的文学代降，是由于文人的“绞杀”，自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由于写在私人信件中，加之未作周密论述，吉光片羽，难窥全豹。而我们所论在古典诗歌的发展过程中的“俗雅升降“，与之相比，显得较为微观，自不能同日而语。上文所论及的《诗经》本是民歌，后经文人修改而编人集册，成为一种文化经典，至汉末犹为文人(如曹操)援引，视作典则—其中文学由俗文学上升为“雅文学”的过程，十分明显。然而四言诗的最终被放弃，似不在文人的“绞杀”，恰恰是因为四言诗自身在节奏上的拘局和在表情叙事上的短拙。所以，一旦两汉的五言民歌兴起，由民歌而收人《乐府》，由《乐府》而《古诗十九首》，所谓“苏李诗”等，继而又至“建安文学”，一个更伟大的诗歌高潮又到来了。 最后一点，当借《诗经》，谈一谈“歌”与“诗”的关系。《诗经》中的作品，原则上都应该是歌，而不是诗，所以，古人有“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诵诗三百”之说。它们原先是民歌，当然有曲调;取人集册，进人宫廷，配上舞蹈，也是顺理成章的;一旦进人政治家、外交家的口中，作为经典来援引，折冲尊姐之间，悬河于殿堂之上，便成了诵诗。但是舞蹈可因地而异，曲调却不能随口而改的，随着乐谱失传，《诗经》的所有作品，都只得无可奈何地成了“诗”。据传.现存的第一首文人的“徒诗”(即不按曲谱而作的，现代意义上的“诗”)，是班固所作的《咏史》诗。这首诗读来干枯无味，“质木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