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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考察1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政策考察 　　——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黄道炫 　　内容提要：第五次反“围剿”中共军事政策的错误向被认为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广昌战役则被作为当时中共中央错误军事政策的一个标本。但是，当我们试图从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中考察第五次反“围剿”这样一个历时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宏大战场时，将有可能发现，一些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原则论定其实并不一定具有强有力的史实支撑，而当年的历史运行脉络，也远比我们想像的更为多变、复杂。 　　关键词：第五次反“围剿” 广昌战役 李德 短促突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战役是最引起注目的一次战役。正是在这次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战略大转移。多年来，广昌战役已被作为当时中共中央错误军事路线的标本，其失败被认为鲜明地指示着当时中共中央总体战略的错误。但是，当我们面对具体的历史事实时，不无惊讶地发现上述原则论定其实并不一定具有强有力的史实支撑。本文以广昌战役为中心，试图通过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这一战役及其背景的尝试性复原，加深对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总体军事政策的理解。 　　一 中共的反“围剿”准备和作战方针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进行达半年之久后，其在苏区外围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开始向中央苏区的腹地广昌挺进。这意味着国民党军的触角已经伸向苏区基本区域，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进入决战时期。 　　虽然有福建事变的影响，但国民党军在苏区外围长达半年之久的“清剿”，即使除去因事变耽搁的两个月，也已超出了前四次“围剿”中历时最长的第三次“围剿”。那次“围剿”，从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到最终退出，也不过经历了两个多月时间。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极其缓慢、谨慎的行动方式，清楚地体现出其持久消耗的新“围剿”策略，也给中共的应对提出了重大难题。[1]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初、中期的战略指导中，中共遵循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对运动战方针高度重视，并在战略上坚持予以贯彻。1933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中批评了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提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2]。11月，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3]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出训令，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4]。共产国际对运动战原则也反复强调。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电示中共中央军事方针：“既要保卫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又要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因一城一地而招致大片领土的丧失。要规定几条可行的退路，做好准备，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供红军隐蔽和等待良好时机。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军，瓦解敌军，拖垮敌军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游击战的方法。”[5]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阐述红军的作战方针：“假使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时，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红军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6]10月和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电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7]“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8]共产国际的这些意见，起码在理论上统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战理念，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9]中央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10]；“要反对滥做支点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11]；项英更明确警示闽浙赣苏区领导人：“运动战是内战中主要方式，望努力学习。”[12]中共的这种作战方式，其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谈到：“现在我们打土匪，真面目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別多。”[13] 　　应该指出的是，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有着重要影响的王明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