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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构建和谐社会的三维架构 一、公正与效益的失衡是我国社会面临问题与矛盾的根源 中外的发展实践表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不能够自动地消除社会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改革进程中的某些矫枉过正的做法，旧的社会问题虽然得以化解，新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却也在不断出现，我们走过了共同贫穷的时代，也在发展中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和谐的时代。 这种不和谐源于发展中的社会分化，也源于发展中的某些不平等与不协调，尽管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它带来的客观效应却是各种差距与冲突，在承认社会分化进步意义的前提下，必须看到我国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亦处于相对激化的阶段，这种矛盾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贫富阶层之间的冲突。 二是劳动关系失衡导致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 三是城乡发展失衡导致的城乡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城乡之间的冲突。 四是地区发展失衡导致的地区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地区之间的冲突。 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与矛盾集中到一点就是公正与效益的失衡。 二、现代政府的价值取向：公正与效益的博奕 公正与效益是一对矛盾体，现代政府的价值取向就是实现公正与效益的博奕。 公共产品的特征则要求公共权力针对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应该是普适的。这一权力的普适性决定了公共权力的价值取向首先是追求对所有的社会成员的公正。最初，亚当·斯密揭示的社会发展的道理是——社会分工可以提高效益，可以增加国民的福利总量；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交易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最佳制度安排；国家权力根本使命在于维护自由市场交换制度。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生产力的效率达到了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高度，然而贫富二级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公正的失衡，也成正比例的增长。马克思揭示了亚当·斯密理论的不足，认为他的这种制度安排以效益倾覆了公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倡导的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一个二元化的目标：既追求公正（人的解放）亦要倡导效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问题是公正与效益是一对二律背反的矛盾体。当它因应社会的要求而追求公正时，往往牺牲了效益；当它突出了效益指向时，往往丧失了公正。所以，在实践中，公正与效益是无法兼得的矛盾着的两极。从实质上认识，社会发展所同时追求的公正与效益只不过是要求获得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它对公正与效益双方而言都不是一种最优抉择，而是一种次优选择。且这种“次优选择”总是通过动态的博奕来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政府与市场有着不同的价值目标： 纠缠国家在政策上该采纳先富论还是共富论，是追求效益优先，还是追求公正优先，是追求经济增长优先，还是创造就业优先，实际上是混淆了政府与市场的不同目标、不同行为和不同做法．个人和企业追求自身利益，国家在制度上则理应以社会共同富裕为目标。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国家对社会效益的追求主要是政策引导，而公正则必须靠制度安排来实现。 共同富裕论既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目标．从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正义角度看，不应人为地规定哪些人、哪些地区，哪些部门、哪些集团先富起来，而应该为所有人、所有地区、所有部门，所有集团提供平等发展、公平发展、协调发展的制度平台。这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遥遥无期的长远发展目标，而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经济增长不一定要以牺牲公正为代价，一部分人的富裕不应以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为代价．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改革最初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以农民为主的低收入阶层，这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得以迅猛发展的原动力。 由此可见，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公正与效益，通过制度调适，使二者实现新的动态平衡。简而言之，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为了找回效益对公正的失衡。 三、制度构建和谐社会的三维架构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以制度为保障，即在制度上建构新的公正与效益动态平衡。中国要建构这种新的平衡就必须打造制度上的三维架构：社会公平、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在这三维架构中，社会公平是前提；依法治国是依据；民主政治是关键。 1、第一维制度架构：社会公平 要实现制度上的社会公平，首先需要政府在观念上有重大转变。比如，以前我们把创造财富，做大蛋糕摆在第一重要的位置，现在就必须“要把分配财富与创造财富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要把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这就是一种观念变革。 其次要通过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和强化收入再分配的有关措施，在制度上将贫富差距调节到适度的范围内。比如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并调整相关政策；通过抑制资本势力的过度膨胀和扶助劳工以使劳动关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