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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传统文化11 四　　出入于经邦治国之道： 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西方和印度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 在于它一开始就执著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李泽厚将中国传 统文化的这一性格称之为“实用理性” ，而余英时则将其概 括为“人间性” 。正是由于这种“实用理性”或“人间性” 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文化在初始阶段就没有古典时代希腊式 的抽象思辨，也没有东方印度式的厌世情结。在这一精神的浸 淫下，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执著的是一种“人世”的情怀，是一 种对现实万事万物的倾心关注，其精义即在于引导人们经邦治 国，建立功业，并由此而引发出中国人文精神中以天下为己任 的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正因为如 此，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载体的传统史学，一开 始就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庄子齐物论》说：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这里所说的《春 秋》，不是专指孔子删订的鲁《春秋》，而是当时所谓“百国春 秋”的泛称。千百年来，中国史学就是以这种“经世”为最 高价值取向，以“致用”为最高著述目标。中国传统史学的成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页。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页。 ③《墨子明鬼》“：吾见百国《春秋》。” 第 71 页 就与不足、荣光和局限，都可以从这一基本的价值取向上找到 答案。 从殷鉴到资治的发展历程 前已指出，中国史学生发于“轴心时期”的“哲学突破”。 这种“突破”的重要标志，就是观念世界中“天道”与“人 事”的分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覆盖和替代。大体而言，这种覆 盖和替代发生于商周之际，并由于周之代商而得以初步实现。 正因为如此，周人在讨论现实的万事万物时，一扫殷人礼天拜 神、左占右卜的陈规旧习，转而深切地关注着“人事”世界的 是非问题。正是在这一总体背景之下，作为中国传统历史意识 重要源头之一的“殷鉴”的观念，被系统地提了出来。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殷鉴”的观念早在周之灭商之 初，就被提了出来。《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 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稍后，关于“殷鉴”的重要性，几乎已 成为西周统治者的共识。《诗经大雅文王》云：“殷之未丧 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同书《荡》谓又：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从以上这些议论来看，西周的统治 者们，已经知道了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运作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同时也自觉地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指导现实的政治行 为。 那么，周人在“殷鉴”过程中，到底得到了哪些启示呢？ 换句话说，周人在反思过往的历史事物、特别是殷商的兴亡历 史时到底得到了哪些具体的收获呢？《尚书召诰》在提出 第 72 页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一话题时，曾多 次提到“敬德”这一概念。如“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又如“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再如“天 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还如“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等等。研究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学者已经注意到， 西周时期的所谓“德”及其具体的德目，大都体现在政治领 域，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所谓“德”，大都与政治道德有关。 陈来对此分析道：“在君主制下，政治道德当然首先是君主个 人的道德品行和规范。君主个人品德在政治实践中展现为政治 道德。周人明确认识到君主的个人德行与政治的道德性格对维 持政治稳定性的重要。” 也就是说，周人所说的“敬德”，主 要就是指一种政治道德。联系到“殷鉴”上，就是殷商之所以 灭亡，原因乃在于没有施行政治道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 厥命”）；相反，周之所以能代商，就在于实行了“ 敬德”的政 治措施。这一点，也正是周人从“殷鉴”中所得到的最直接、 最具体的启示。 如果说周人通过“殷鉴”而总结出来的“敬德”与王朝兴 亡的因果关系，在总体上还只是一种笼统而又模糊的历史理 念；那么，春秋战国时代史学自身的发展以及诸子百家在“托 古”过程中对史学社会价值的发挥，则是对史学政治功能的突 破性开掘和深化。从史学自身的发展情况来看，这种突破和深 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第页。 第 73 页 其一，道德批判意识的强化。周匡王六年（前，晋 国兵变，赵穿杀晋灵公，赵盾迎立成公。晋太史董狐记载此事 时说：“赵盾弑其君”。孔子后来在编订《春秋》时，曾对此 事作过如下的评论：“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其实， 弑杀晋灵公的是赵穿而非赵盾，董狐之所以书“赵盾弑其君”， 主要就是立足于道德立场。《左传》在记载此事的前果后果时 说：“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引者）未出山而 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 ， 然。’ 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可见，董狐记载之所以把弑君的罪名加到赵盾的头上，原因就 在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