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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传统文化15 龚自珍尊史之论曰：“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 之谓也，尊其心也。心何如而尊？善人。何者善人？天下山川 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 下逮吏胥之所（职）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 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又 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 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 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 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啕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 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氏的“善人” 和“善出”之说，正是就古代史学的历史文化功能而言。正因 ①王世贞：《纲鉴会纂序》。 ②龚自珍：《尊史》，《龚自珍全集》，第页。 龚自珍：《尊史》，《龚自珍全集》，第页。 第 108 页 为“史”是维系文化传演的根基，是一切学术的总汇，故而， 他认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 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 宗，必先去其史” 。 正是在这种尊史和尚史的观念浸淫之下，中国史学从很早 的时代起便形成了“完美主义”的传统。就史学与文化承继 关系而言，这一传统的意义大致有如下数端。 其一，在“完美主义”的史学传统之下，中国古代史家在 知识结构上明显地具有贵通博而轻专守的倾向。广博的知识学 养和贯通的历史识见，使得传统史家大都具有上知天文、下通 地理、旁及诸多学术门类的综合性人才，从而保证了他们总结 历史时期学术文化遗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史学是一门概括和 总结人类过往经历的综合性学问，举凡与人类过往经历有关的 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活动，都是历史研究中 不可或缺的内容。这就要求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家或史官，必须 具备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和高远的识见。在“完美主义” 史学观念的浸淫之下，中国史家长期以来一直执著于“通识” 的传统。被誉为中国传统史学开山鼻祖的孔子，就是一位“博 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到了 唐代，魏征在《隋书经籍志》的总序中，对史家的“通识” ①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第页。 详请参阅雷家骥：《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第五章。 《墨子公孟》。 第 109 页 之才更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 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其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故前 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 也。” 魏征“博闻强识，疏通知远”的要求，发展到刘知几那 里，就是著名的史家“三长”之说。刘氏“三长”之说虽各有 侧重，但“ 才”“、学”“、识”三者都共同牵涉到史家的知识 结构问题。稍后，到了北宋时期，曾巩又提出了“良史”的四 条标准。他说：“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 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 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近代之前， 对史学的从业者在知识的结构上有如此之高的要求，这在世界 的范围内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传统史家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上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 也正是这样做的。被誉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不仅留下了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且还是一位上 知天文、下通地理的学者。由他主持制定的《太初历》，革除 了汉初以来历法中“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弊端，从而一 直沿用到今天。《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少好学，博涉经 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宋书》的作者沈约，不 曾巩：《曾巩集南齐书目录序》。 《汉书律历志》。 ③《宋书范晔传》。 第 110 页 仅长于史学，而且在历数之学方面也颇有造诣。编修《资治通 鉴》的司马光，更是一位“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 文、书数皆极其妙” 。《通志》的作者郑樵，在动物学、植物 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其《通志》二十略中的《昆虫略》 和《草木略》等篇，都是中国古代动植物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 成果。 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一方面使得中国传统史家在总 结过往的历史时具有超迈时俗的识见和深邃缜密的穿透力，而 且也保证了他们在总结历史文化遗产时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例 如，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在适应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的同时，又能够以广阔的胸襟和博大 的气派，广泛吸收和容纳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并予各 家各派以恰当的评价。书中除了写有《孔子世家》、《仲尼弟 子列传》和《孟荀列传》等表彰儒学的篇章之外，还有介绍道 家、法家以及纵横家等各家各派学说的文字，从而真实地反映 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至于其中的八书， 广涉“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 通变”等广泛的文化史内容。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