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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传统文化22 通与断代体制的优劣之争 改朝换代是中国最为惹人注目的现象，也是最高统治者最 ①《史通六家》。 第 151 页 为关心的事，所以，班固以后，断代史成为主流。东汉以后， 不管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都是断代史吃香。通史也有，如吴 均等的《通史》、元晖等的《科录》，但因种种原因，都不是太 理想。因此之故，到了唐朝，遂有刘知几的“扬班抑马”论。 刘知几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史学理论大家，他谈史学理 论，偏重历史编纂学，用章学诚的话说，“刘言史法”。在司 马迁和班固书的评价上，他倾向于班固《汉书》，不满于《史 记》。他认为《史记》的缺点是“疆域辽阔，年月遐长”，换言 之，是时间和空间跨度太大。“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 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他的结论是，通史一类著 作“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也” 。而《汉书》则正相 反，“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 改斯道” 。他谈历史编纂，是从历史记录入手的，认为一朝只 要有一部“正史”便可以了。有了断代的正史，再写一部通 史，显得多余。这是他反对写通史的原因所在。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史家刘知几不要 作通史的劝告，并不为人所重。中唐以后，通史的撰作反而呈 现出复兴的趋势，出现了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等多种体裁 的通史著作，“史部之通，于斯为盛”。著名的有杜佑《通典》、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 ①《史通六家》。 《史通六家》。 《文史通义释通》。 第 152 页 事实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到了南宋，郑樵对通断问题发表了新的见解。他的观点正好 和刘知几相反，推崇通史，否定断代史。郑樵在历史上第一次 用了“会通”一词。所谓会，是指会合各种学术资料；所谓 通，是指贯通古今。郑樵的会通，是指在会总各种文献资料的 基础上，搞清古今变化的规律及其原因。郑樵谈会通问题，倾 向于制度文明的因革性与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他认为“自书契 以来，立言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 《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 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 世之下不能及。这个观点是有眼力的。孔子按儒家观点，将各 种不同观点的学术资料删改成“六艺”，为后世所宗，称“六经”， 这成了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源头孔子确可称中国学术文化的奠 基者。 郑樵认为历史上只有孔子是真正的会通，其他人都是有欠 缺的。司马迁上察孔子之意，会通而成《史记》，差强人意，但博雅 不足。这表明，郑樵所理解的“会通”，不同于司马迁。他的会通， 确切的意思，应该是孔子那种学术思想资料统一工作。换言之， 就是要发表对古今问题的独家看法，以一种思想统一各种不同 的思想。 他对断代史鼻祖班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称他“断汉为书， 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又说“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 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 《通志总序》。 第 153 页 矣”，“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郑樵认为，断代史缺点 有三，第一是烦文，“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 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 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 如此之类，岂胜繁文”。第二是前后相隔，“语其异也，则前 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 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 第三是无统一是非标准，修史者各自站在本朝立朝说话，于是 有“ 晋史党晋而不有魏”“，齐史党齐而不有宋”现象。这些 确是断代史普遍存在的问题。 郑樵《通志》出版后的时代，正是理学化史学横行时期， 所以他的书并不为人所重。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它的价值不 被人认识。到了清代，才得到章学诚的赏识。章氏在其著名的 《文史通义》中，写了《申郑》和《释通》两篇文章。他从通 史角度，充分肯定了郑樵的成绩，称“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 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 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 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者也”。又说“：《通志》 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 原不以考据见长也。后人议其疏陋，非也。”梁启超在其《中 国历史研究法》中，则进一步称郑樵是“豪杰之士”，“史界 ①《通志总序》。 ②《通志总序》。 第 154 页 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章氏史学理论体系，是围绕写著作展开的。提倡写著作， 这是他在史学上最高明的见解。所谓著作，是指在观点、材 料、体例上有创新的史著，又称“独断”、“撰述”。他认为， 只有史义、史德、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