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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政策取向的分析 当前经济政策取向的分析 当前，受西方经济危机和我国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在逐渐加大。税收统计报表反映，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税收同比仅增长 3%，其中，与进出口密切相关的海关代征税收负增长28.6%，当然，这是外部环境作用和长期积累的结果。经济决定税收，税收是经济的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GDP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税收则以现价计算，也就是说，与 GDP相比，税收增长包含了CPI增长部分。与上年同期相比，在经济结构、经济增长质量、税收征管质量和税收政策等因素（减税政策为减收因素，其他三项的改善为增收因素）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税收增幅减除通胀增幅才能与GDP增幅相匹配。因此，一季度税收所反映的经济状态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具体措施及早加以解决。 保持适度的出口增长。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一个问题。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扩大内需固然是我们的方向，但是需要时间。在内需还没有完全启动起来，不足以弥补外贸缺口的情况下，保持适度的出口增长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而防止出口的回落，需要人民币汇率浮动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如果升值过快，对靠薄利多销才有竞争力的传统出口产业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汇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汇率形成机制、国际收支平衡和外部势力的干预，需要我们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来保证我国的汇率在一个合理区间下浮，以保证适度的出口增长。 采取实际步骤扩大居民消费。在美国，消费是GDP中最大的组成部分，约占总支出的66%。消费最重要的项目是住房、汽车、食品和医疗。这些消费，经济链条都很长，消费拉动的不仅是其本身，还有更广阔的领域，比如房地产所涉及的行业，就包括冶金、建材、装饰装修、家电等二十几个行业。医疗是一种消费品，与住房、汽车、食品有着不同的性质，更多的应该是政府介入而并非单纯的市场配置。我们要千方百计激活这些消费，如果这些消费得不到实现，扩大消费就失去了具体内容。推进城镇化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扩大消费提供了契机，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契机，采取鼓励政策，把潜在的消费转化成现实的消费。住房消费是城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打破现在的买卖候价僵局，增强房地产业的经济活力。不能把“居者有其屋”片面理解为每个居民都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房产，关于这一点，不但暂时做不到，将来也很难做到。有资料表明：现在，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居民自有住房率并不比我国目前的水平高，它主要靠政府盖廉租房，廉价租给无力买房居民居住，来破解居民收入与住房需求不对称的难题。我国也应如此。我们要密切关注城乡居民住房、汽车、食品、医疗的消费，创造消费条件，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是过去若干年供给层面的人口红利，那么，住房、汽车、食品、医疗的消费，则是今后一个时期需求层面的人口红利。这个红利，我们至少在 30年内吃不完，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正确认识和处理加大投资引发的通胀问题。今年，我国财政赤字1.2万亿。启动投资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这是被以往实践证明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政府投资会带动民间投资，也会产生乘数效应，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最好是货币政策也要与之相协调，防止宏观经济政策效率互相抵消。现在，西方世界几乎都在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评估和借鉴。当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因为扩大投资固然会刺激经济增长，但也会引起一定程度的通胀。在这里，需要澄清几个问题。没有投资就没有通胀吗？显然不是。此外，还有需求拉动引起的通胀，成本推动引起的通胀，预期和惯性引起的通胀，在我们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的今天，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国外输入的通胀。通胀既然客观存在，那么，关键是我们怎么应对。如果硬性压制通胀，或是把抑制通胀作为最优目标，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既降低经济增长率，又使失业率上升。 从长期看，应注意减税政策与社会福利预期过高的后果。很多人认为，减税政策会刺激经济的增长。实际上这是超古典主义——供给学派经济学的观点。供给学派认为，供给在创造需求，对经济的调控不能局限在凯恩斯主张的需求一方，供给更重要。供给学派得到了美国总统里根（1981―1989年）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979―1990年）的赞评，并据此制订经济政策。但是，这一时期给美国留下了庞大的联邦预算赤字，减缓了潜在产出的增长，并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我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最近几年，减税的力度很大，就五个主要税种而言，增值税变生产型为消费型，营业税起征点上限由 5000元提高到 20000元，城维税税负也因以上两个税种政策调整而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由 33%降为25%，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由最初的800元提高到3500元，减税力度不可谓不大。可从近几年经济情况看，GDP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