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概念对于美国外交事务研究的效益已见成长.docVIP

National Security By Melvyn P. Leffler 翻譯：歷史碩一林宏一 譯者按： 以紅色字體標註的文句，代表我自己不甚了解或自覺譯得不夠通順的句子，只好先盡量譯出以求教於高明； 在本文中經常出現perception這個字，我在大部分情況下譯為「感知」，因為在本文的脈絡中這個字同時具有感受與認知兩個意涵。 　　自從我十來年前為這本文集寫了第一篇有關國家安全的論文之後，這種概念對於美國外交事務研究的效益已見成長。其魅力起源於它的綜合性特質；其綜合性特質又根源於以下事實：它並非僅是一種個別的、針對某個特定變數的解釋，毋寧更類似一種將各種變數連結起來的、廣泛的架構，並容許在不同的時期或情況中產生各種不同的解釋。 　　國家安全政策包括了那些被視為用來防範本國核心價值（core value）免遭外來威脅（external threats）的急迫決策與行動。這種定義很重要，因為它強調了國際環境與美國國內情勢的關係，並突顯了民眾的觀念與感受對於建構外來威脅的本質以及其對國家認同與重大利益的重要性。 　　藉由鼓勵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的學生去探討塑造國內外因素的政策、以及要求他們去觀察國際體系架構和建構國內意見與利益的政策，國家安全研究取向（national security approach）眼看就要壓倒某些美國外交史中的重要分支。以往，美國外交史研究中最有影響力的研究不外強調美國對外政策中道德至上、守法重約乃至理想主義的語調，或者反過來，強調對領土擴張、商業霸權以及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追求。晚近以來，兩種對於冷戰源起具有影響力的論述將理想與實力兩者擺在相對比的位置：John Lewis Gaddis告訴我們，理想是一定要有﹝critical﹞的；Marc Trachtenberg則稱，權力的現實才具有決定性，特別是在競逐對德國的實力的控制權時。／p. 124一般而言，現實派的史學者相信外交行為反應了﹝或者應該反應﹞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大多數注重理想與意識型態的修正主義者、合作主義者﹝corporatist﹞以及史學者則認為，國內經濟需求、社會與文化的力量以及政治贊助者才具有絕對的重要性。藉著聯結境外威脅與內部核心價值，國家安全理論模型支持任何跨越這兩個分岐解釋方式之間鴻溝的努力，或者更精確地說，視這些變項為必須由彼此間的關聯來進行研究，並對它們如何彼此影響作微妙的判斷。 　　雖說國家安全研究取向認識到，權力在國際體系的奠基中扮演了一角，且其關注的利益形塑了國家的行為，但卻無法將權力的特徵或對外政策建立的過程中利益所扮演的核心地位予以具體化。確實，在較為精緻的國家安全研究取向之一中，Barry Buzan指出那些注重權力的現實派學者及講求和平的理想派學者常常遮蔽了國家安全的意義，亦即保護國家核心價值免受外來威脅。最近，最為精練的國家安全研究取向，重新將這種定義給概念化，並對文化與認同的衝擊採取更為明顯的認知。Peter Katzenstein聲稱，國家利益「乃是在社會交互作用的過程中建立的」；「安全的利益，是由對文化特徵作出反應的人們來定義的」。體制﹝states﹞是社會中的一個角色，並在社會大環境中運作。國家認同是因人為作用﹝human agency﹞的結果所建立的，而外來威脅的嚴重程度如何衡量，則與人們所感受的核心價值遭衝擊的程度有關。 　　國家安全，就如Arnold Wolfers多年前所寫的，是一種曖昧不清的標誌。「安全」這個字眼包含了太多種目的，卻沒有一種制式的公認看法來論斷它到底包括了什麼，因而這個概念也欠缺一個普遍性的理解。可以確定的是它所涉及的範圍遠大於「國家生存」。偏偏它所涉及的也正好是些讓人感到模糊而不確定的事物。雖然這等模稜兩可中所考慮的程度，甚至比照極度嚴苛的麥卡錫﹝McCarthy﹞時期。因此真正的威脅不僅出自資本體系的失調，還出自克里姆林宮利用此一弱點的能力。遭受危害的核心價值並非市場、原物料或海外投資機會，而是家門內的政治權利與自由企業。正如McCormick的敏銳論證，杜魯門、艾契遜與Nitze想要統合中心與邊陲，但是其理由﹝與戰略、地緣政治與意識型態等都有關﹞卻比世界體系論所認為的要複雜的多。 　　優勢與霸權，就如Paul Kennedy與Robert Gilpin所述，在給予勝算的同時也會索取代價。假如將威脅過度誇大、承諾過度擴張，假如要以一個人的可靠程度來達成過多的目標，那麼其權力就會相對地遭到侵蝕，其核心價值也將遭受到危險。強權間的行為模式受到一種危險的互動型態所影響。美國是否會屈從於這種型態，端視各個團體、官僚體制或個別的決策者能否在威脅、核心價值及權力運作之間，找出一種重新建立可行的平衡的辦法。 　　國家安全模型可以而且應當用來當成研究十八、十九乃至二十世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