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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篇 第八章　　南开指数 “指数为一联数字，用以测量大群变量在时间或空间上之相对的变动者也。凡大群变量的变动，万有不齐，脱无驳繁就简之法，无以观其大势，焉能测其程度。今有指数，则千端万绪变化百出之事事物物，莫不可用一联数字以测定其升降疾徐之度”。 ―― 冯华年著《中国之指数》 第一节　指数的沿革 指数的编制和分析在欧美各国约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1738年法国人杜德（Dutot）发表路易十二及路易十四两代国王时期的物价统计，用各物实价总和的比率来表示物价升降的大趋势，成为指数编制及研究的开端。但指数研究的普遍应用还是从19世纪后叶开始的，1869年以前的指数，还都是用过时的资料编制而成，只可供学者研究，不足为一般参考之用；1869年伦敦经济学报选取二十二项物品价格编为指数并按期发表，遂开指数按期现编之端。20世纪之前的指数都是批发物价指数，自1900年以后，物价变得昂贵，生活艰难，学者们逐渐从事于生活费指数的编制工作。 中国指数编制及研究分析工作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时期可追溯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叶；英国人W.C.Wetmore在英国皇家殖民委员会1894-1895年的报告书中编有中国批发物价指数一种，起自1873年迄于1892年，其材料取自我国海关贸易报告册；同时还有日本币制调查委员会（Japanese Monetary Commission）在其1865年的报告书中编有的中国批发物价指数，但其起迄时期较W.C.Wetmore指数落后一年（1874－1893），其资料来源不详。然而以上两种均为外国人编制的中国指数，其历史的价值大于实用的价值，自那时起至1919年，国人对于指数尚无相当之兴趣。这一时期可以视为外国人代我国编制指数的时期。 我国指数的实际发展当以1919年为起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国内物价飞涨，价格指数的编制便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有所发展，经济上也需要指数资料。1919年财政部在上海设立驻沪调查货价局，专司调查进出口货物价格的变动以为税则修改的辅助，调查局成立后，即选择居民生活日用必需品和大宗进出口物品150种，分粮食、其他食物、纺织品以及原料、金属、燃料、建筑材料、化学品、杂项等8类，按期调查其趸售价格，并以1919年9月（后在1922年起修正时改为1913年2月）为基期，用简单算术平均法编制“上海趸售物价指数”。这是中国以原始调查资料自己编制价格指数的首创。其后香港贸易部根据关册又编有物价指数一种，在香港贸易报告书中发表；金陵大学卜凯（J.L. BUCK）教授于1925年令该校学生在河北盐山及山西武乡二处搜集农村物价各八九种，编为指数，在美国统计季报（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中发表。同年驻沪调查货价局又编制了上海输出、输入物价指数各一种，在该局自编的“上海货价季刊”中按期发表。香港贸易部及卜凯教授的指数在当时未为国人所注意，而调查货价局的指数则以调查翔实编制周到名闻于世，频受中外各有关方面的赞扬称许。这一时期可看作是我国指数编制的创始期。 1926年至1937年间，为我国价格指数编制的兴旺时期。在此时期内，中国的指数编制日渐成熟，编者风起云涌。1926年广东农工厅发表广州批发物价指数；唐启宇博士发表以关册为资料编制的中国批发物价指数；孟天培与S.D Gamble合编了1900－1924年北京零售物价指数；广东农工厅发表广州农产物价指数；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即经济研究所）发表华北批发物价指数。此段时期国人对于指数研究的兴趣十分浓厚，公开发表了很多关于指数的编制方法和编制公式及公式基期等方面的介绍性的文章。1926年至1927年间，中国效法西方，在天津、上海与北平三大城市编制工人生活费指数，调查对象为不同类型的工人，指数的分类有：食物、衣着、房租、燃料与杂项5类，这种分类方法是受1925年国际统计学会与国际劳工统计会议所采用方法的启发。到了1929和1930年间，公私机关及个人发表的指数有十五种之多，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编制的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和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指数编制的兴旺时期，无论是像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这样的学术部门，还是各城市地方政府机构都多少进行了统计调查与指数编制工作。它们编制的价格指数，以数量论，前后共达50种之多；以种类论，自批发价格指数、零售价格指数，进而扩充至生活费、工资、外汇、进出口贸易及证券等价格指数、零售价格指数；以发表期限论，由按年、按月发表，进而按周，按日发表；以编制的方法论，由简单算术平均公式，进而采用几何平均、加权平均等公式。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与根据地的许多地方如延安、晋冀部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