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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本来，“士为低级之贵族”，但在那个社会流动相对频繁的时代，“士”成了人们对当时或文或武、有一技之长者的通称。“士”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寻求与政治人物的结合。这种结合的主要形式是诸侯权贵的“养士”。从春秋时的齐桓公、齐庄公、栾盈、白公胜、公子光等，到战国时的赵襄子、魏文侯、赵惠文王、燕昭王、“四公子”、吕不韦、燕丹等，“养士”之风日益兴盛。“养士”使诸侯贵族与士之间形成了具有“互惠”性质的“再分配”组织体系。这种体系对诸侯权贵、士以及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养士”对诸侯权贵的作用 其一，诸侯权贵的“养士”可以扩充其政治实力。诸侯权贵从“再分配”体系外以贡赋、地租等形式取得收入，再将所取得的财物以“养”的方式分配给门客。他们这样做，期待的是门客提供“服务和忠诚”作为“回赠”。在“争与气力”的春秋战国时代，“士”的“服务和忠诚”是诸侯权贵政治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出现“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的说法。 在日常的治理中，文士是诸侯权贵不可或缺的辅助，如管仲之于齐桓公、冯谖之于孟尝君。在军事冲突中，乐毅、斐豹之类的武士是胜败的关键。在激烈的上层政治斗争中，拥有武力的刺客也成为诸侯权贵争相笼络的对象，如吴公子光利用专诸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燕太子丹利用荆轲刺杀秦王以图扭转时局。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苏秦、张仪之属的策士更是有着“一怒而诸侯惧”的威力。当时出现了如《论衡·效力》所言“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的情势。这迫使许多诸侯权贵不得不像齐昭公之子商人那样耗尽家财“施于国而多聚士” 诸侯权贵养士，除了直接利用门客的力量外，也可以使养士发挥“人才储备”的功能，便于挑选较高层次的人才。赵国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赵惠文王“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于是从宦者令缪贤的舍人中起用蔺相如，蔺相如果然不辱使命、完璧归赵。秦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於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其中的毛遂力逼楚王合纵。 另外，由于春秋战国是一个士可“骄人”的时代，因此诸侯权贵不得不对士“谦而礼交之”。[8]（《魏公子列传》）对于不愿受职治事、只能“师”、“友”、“敬”的士，诸侯权贵通过“养贤”的方式可以使其间接为自己服务。战国时，“（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通过稷下学宫，齐宣王使这些士人发挥了“不治而议论”的作用。 其二，诸侯权贵也能通过养士行为本身积累社会、政治资本。一方面，统治阶层可以通过养士行为来完成在等级社会中对自我的一种定位。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权贵的养士已经超越了服务政治的目的而成为一种风尚。如果不这样看待当时的养士风潮，就难以解释孟尝君为什么要养“鸡鸣狗盗”之徒。信陵君也曾讲平原君养士是“徒豪举耳”。苏轼在《东坡志林·论养士》中更是有“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的描述。这些都说明当时统治阶层中确实存在着花费高昂代价养士求名的现象。正如冯谖所言“富贵多士，贫贱寡友” ，养士者对养士的投入以自身掌握的经济与政治资源为基础，养士越多，说明养士者的地位越高。因此政治人物将养士作为塑造自身形象的一种手段，他们根据对自身地位的自我判断在养士方面进行投入，期望能获得相应的社会评价。吕不韦看到“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因而“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吕不韦之类的政治人物要将经济资源转化为社会、政治资本，养士是其最佳的选择。 其三，将诸侯权贵的养士行为也是一种“炫耀式消费”。居住在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夸扣特尔人的酋长们会在“冬节”时竞相毁坏物品，以此来证明自己拥有比敌手更多的财富，从而使他们感到羞辱。社会学家认为这种“炫耀式消费”，“实际上是把经济资本转化为政治、社会、文化或者‘象征性’资本的一种手段。”这正是孟尝君即使“邑入不足以奉客”仍要广招门客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富贵合一的特征，财富往往成为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春秋战国时的政治人物来说，在养士方面的投入也是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史载“赵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诸侯权贵通过门客的数量和待遇可以彰显自己的实力与地位，进而显示出隐藏在养士行为背后的“权力”。这种“显示权力”的行为可以“挡住那些虎视眈眈的人” ，信陵君的养士甚至取得了“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的效果。 （二）“养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