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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策问与对策 渊源中国古代的考试文体曾对当时文人的生活、心态乃至文学创作产生过广泛而重大的影响。本文所研究的策问与对策则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正式的考试文体，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事实上，除了古代一些著名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文体明辨序说》等专门对此文体加以研究外，如《文选》、《文苑英华》、《宋文鉴》、《元文类》、《明文衡》、《骈体文钞》、《六朝文絜》等著名的文章总集都收入这类作品。本文拟对策问与对策的渊源流变、文体体制以及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影响等方面加以研究。 一 渊源策问的原始形态是一种政务的咨询，在《尚书》等先秦典籍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最高统治者对臣下进行咨询。策问作为一种正式的考试方式，最早始于汉文帝的策问贤良。汉高祖十一年下诏，命令由地方官察访人才以荐举朝廷。汉文帝二年、十五年两次下诏，命令各地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亲自对举荐者采用策问的方式进行考试。策问是对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问题，由应试者作出书面的对答，也就是对策。 汉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晁错就是在文帝十五年的贤良方正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的。汉武帝元年，也下诏全国察举，董仲舒、公孙弘皆应试策问。公孙弘因为对策出色而后被汉武帝任命为宰相，而董仲舒在其对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实行。汉代的对策历来为史家和文家所羡称，刘勰《文心雕龙·议对》篇中，论对策最为推崇汉代的晁错、董仲舒、公孙弘、杜钦、鲁丕，称之为对策五家，推尊为前代之明范。 汉代的试策可分为对策与射策两种。刘勰《文心雕龙·议对》：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 对策与射策的性质相同，而形式略有不同。对策是针对皇帝提出的政务问题而陈述自己的看法；射策则是由主考者把试题分别写在不同的简策上，由应试者自己探取，然后根据取到的试题作答。对策和射策都是议论政务，从文体上看，对策可以说是议的别体。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议与对合为一篇加以论述。 渊源关于汉代以策取士，《汉书》所载甚多。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高统治者非常重视策问。往往亲拟策问试题，甚至亲自干预人才选拔。如《晁错传》说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上亲策诏之（《汉书》卷四十九）。公孙弘参加对策，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为第一（《汉书》卷五十八）。可见当时皇帝不但亲自出策问试题，还评阅对策卷子，并对考官评定的名次重新审定。 渊源汉代以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策问与对策一直是统治者选拔人才的主要考试方式。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取代了以荐举为主的选士制度，策问与对策仍然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隋炀帝设进士科，也还是以策问为主。唐代的明经科考试分为帖经、墨义，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又规定明经考试加试时务策三道。唐初的进士科为时务策五条，但是由于题目陈陈相因，而多数读书人又缺乏实际从政的经历，所以只能空发议论，或者背诵前人的策论来应付。高宗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就批评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才，建议进士科除了试策外，加试帖经和杂文。从此，进士科也就形成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宋代改革了太学考试制度，尤其把考试策问放在首位，以便考察考生们治理国家的能力。庆历四年，范仲淹、欧阳修等推行新政，改革科举，将三场考试中的诗赋改为末场，而策、论改为头两场。后来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将明经、学究等科并入进士科，废除诗赋、帖经、墨义考试，改试经义、论、策，殿试则仅试策一道，策论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宋代的制科考试，除了皇帝御试策论一篇之外，还要求应试者提供平时所作的文章五十篇，以供评卷参考。苏轼在其《拟进士廷试策》文中说：昔祖宗朝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明清的科举考试，乡试、会试三场考试，通常在第三场考策问五道，最终的殿试则仅试策一道，以之确定进士们的名次，可见试策还是相当重要的。可以说，试策是中国古代历时最久，地位最稳固的考试文体。大致可以说历代选拔人才的考试，都离不开策问与对策。 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对策文风也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汉代以后的对策文风逐渐趋于华丽。刘勰以汉代的对策作为规范，对于魏晋以后的对策颇为不满。魏晋以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文心雕龙·议对》）。他认为魏晋以后的对策受时代文风影响，过于讲究文采，所以评价较低。但从文体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作为文体，魏晋南北朝的策问与对策还是非常有特点的，由于时代文风的影响，策问与对策已经成为富有文采的典型骈文文体。隋唐时代的进士试策也是从应用性向文学性倾斜，应试策论用对偶精工、文采华丽的骈文形式写成。宋代改革太学考试制度，把考试策问放在首位，以便考察考生们治理国家的能力。庆历四年，范仲淹、欧阳修等推行新政，改革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