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分类分析.pdfVIP

一 、 危险驾驶行为的主观罪过形式分类 近期所发生的醉酒驾车、无技术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引起的最大的争论就在于行为人 是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我国刑法规定来讲，交通肇事罪和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属 《刑法》分则第2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罪名，二者在同类客体 上是一致的，即都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之所以会产生定性问题的争论，其 原因就在于两罪在法定刑上的巨大差异。对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即使尚未造成严重 后果，其法定刑也在3年以上 10年以下，在致人重伤、死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时其最高法定刑 则是死刑；而对于交通肇事罪，最严重情形的因逃逸致人死亡也只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究竟认 定为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法律后果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近期发生的 一 系列案件，由于当事者双方身份的特殊性和后果的严重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舆论的关注重 心，进而对于肇事者行为究竟应当如何认定也就掺杂了大量的愤怒甚至仇恨心理。从社会心理 的角度来看，这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未能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所产生的后果，因而存在可 以理解之处。但是，对于法院的定罪量刑而言，则必须正确考察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准 确理解刑法的规定，充分考虑案件的主客观因素，进而作出理性的判决。 从理论上讲，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 前者是过失犯罪，后者是故意犯罪。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构成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笔者认为，包括三种情形：其一，行为人因怀有对社会的仇恨心理，为 了报复社会、制造混乱，而无视交通规则，驾驶车辆在大街上超速行驶，横冲直撞，对公共安全造 成威胁或者产生实际危害结果的；其二，行为人根本就不具备熟练的驾驶技术而执意要行驶，而 且还要超速行驶，作为一个正常人，他对 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是有认识的，但 却置公共安全于不顾，仍然驾驶并超速行驶，显然对 自己行为所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抱有一种无 所谓的放任态度，这属于间接故意；其三，行为人因饮酒、吸毒等原因使 自己的身心状态已经难以 正常操控车辆的运行而仍然飙车，此时行为人的超速行驶行为就已经具备了危害不特定多数人 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的危险。按照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对饮酒或者吸毒后飙车的，其主观方 面仍认定为故意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具备驾驶技术和驾驶资格，飙车时处于正常的身心状 态，在正常行驶时能够操控车辆的运行，只是由于为了寻求刺激或者争强好胜而超速行驶的，那 么行为人此时虽然对飙车行为的违法性质是有认识的，但通常都是 自认为驾驶技术好，能够避免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16 交通事故的发生，从刑法规范的角度评价，这属于过于 自信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定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当然，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认定，还必须结合其在飙车过程中的客观表现，如是否能够遵守 基本的通行规则，遇到红灯时是否停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的表现等。例如，行为人虽然飙车，但 对于其它基本的道路通行规则仍然能够遵守，在出现交通事故后能够及时报警并积极抢救伤员 的，通常情况下应当认定为行为人主观上是过失。而如果行为人在道路上横冲直撞，根本就无视 其它车辆和行人的安全，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又不及时采取处理措施甚至逃逸的，则应当认定为主 观上是故意。 回到杭州 “5·7”飙车案的罪名认定上来，就媒体公开报道的情况来看，杭州 “5·7”飙车案与孙 伟铭案在事实上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同：(1)胡斌是具有驾驶资格的，而孙伟铭则是在未取得 驾驶资格的情况下无证驾驶；(2)案发之前，胡斌的身心状态是正常的，具备驾驶机动车的身体和 心理条件，而孙伟铭则在驾驶之前饮酒，且血液中酒精浓度达 135．8mg／lOOml，严重超过 80mg／ lOOml的国家标准，已经不具备驾驶的身心条件；(3)胡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立即停车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和 110报警电话 ，并按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理，而孙伟铭 则在整个肇事过程中存在5次撞车行为，当其第一次撞车后不但没有停车反而逃逸，严重超速并 越过道路中心线，先后与对面开来的4车相撞。结合这些具体事实，对二者的主观罪过就不难认 定，胡斌明知飙车行为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已经预见到这种行为可能发生 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导致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而孙伟 铭明知 自己不具备驾驶的条件，在醉酒后仍然超速行驶，在第一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