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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美学与诗文阅读教学 郭昭第 英国著名语义学美学家瑞恰兹(Lvor Armstrong Richards )非常注重语言问题和意义问题，认为只有对语词、句子和意义作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与审美有关的向题，才有意义。他主张区别“情感语言”和“符号语言”，认为艺术中使用的是“情感语言”，而诗则是“情感语言”的最高形式。同样，艺术中的陈述是不能用经验事实核实的“拟陈述”，它区别与可用经验事实核实的科学陈述，还认为平时的语言，特别是讨论艺术作品的语言都是不严格的，虚幻的，因此被讨论事物的真正本质被这种语言掩盖了，所以应进行语义分析。唯其如此，我们进行诗文阅读教学也应该运用语义学美学研究教材和教法，以促进语文教学改革。 一、语义学美学与教材研究 瑞恰兹认为：科学的陈述仅仅是为了传达信息，要求具有逻辑性和真实性，排除模糊朦胧的地方，必须符合事实；而诗的陈述则仅仅用于表达情感，它的任务不在于对事实作出报导。诗歌中的陈述是为了影响情感，使情感条理化，在本质上是非逻辑推理的，即使出现逻辑推理，也是从属于情感，用以激发情感态度的。要比仅仅是一种参照符号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寻梦?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班斓里放歌。” (《再别康桥》)其义位的搭配难以成立，是不能用经验事实核实的，但凭藉人类无限丰富的想象可以在这不相干的义位间架起意义通道，创造出优美的诗境来。该节正是诗人感情的高潮所在。另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秋浦歌》)、“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诉衷情》)、“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浑圆的和平”(《静夜》)等，仅仅是作者某种特定意念，甚至是一瞬间情感感受的形象化表现，在本质上同样非逻辑推理。即使如《山坡羊·潼关怀古》末尾四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虽然是一个简单构成式二难推理，但仍从属于其中所饱含的沉郁悲愤之情。 同时由于科学语句的 “拟陈述”非真即假，非假即真，而诗歌语言则非真非假，是一种“情感语言”，“是一种看上去好象阐释世界而实际上却只是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将我们对于世界的感情组织起来的‘似是而非的表达’” (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第56页)《秋夜》第七、八段便有些“似是而非”。冯雪峰和钱谷融的解释是：作者嘲笑天空和月亮，也欢笑枣树和反抗力量的胜利，由于在这意境中沉溺的很深，竟连自己也没听见，被恶鸟惊醒才知原委。但也有认为作者将自己的发笑，与夜游鸟的不吉利鸣叫一样看作是专门与反动派捣乱的。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其出发点都是将经验事实与诗文严格对位。其实，诗文的价值不在于此，而在于创造了优美的意境，表现了作者沉郁的感情。比刘 所说的：“意翻空而易董，言征实而难乃也”（《文心雕龙》）。 瑞恰兹认为对意义的解释是主观的，诗作为“情感语言”的最高形式，其情感表现是通过词的情感意义实现的，而词的情感意义则全因说话者和受话者主观意念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一首诗是一些词的有秩序安排，其文法和逻辑意义是相对稳定的，但其联想意义却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对同一读者来说，也可以因事而异和因时而异。如此便出现了审美多元化和诗文多义性的问题。如对《滁洲西涧》是否有所寄托便有争议，元代赵章泉《唐诗绝句》力主寄托“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也有人认为是自叹不在其位，不得其用，但清代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则批评赵章泉“评论多迂腐穿凿”，认为“以此论诗，岂复有风雅耶”？ 瑞恰兹还认为平时特别是讨论艺术的语言掩盖了被讨论事物的真正本质。他说：“我们所有的语言的自然倾向都是在哄骗，特别是我们用于讨论艺术作品的那些语言。我们变得如此习惯于他们，甚至当我们知道它们是省略(指讨论艺术作品的语言往往忽略了在艺术作品中实际存在的东西——选文脚注)时，也容易忘记这个事实。 (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第637页)教材学练要点和自学提示强调阐释人物、环境、情节是小说的三要素，可是许多现代派小说，尤其法国五十年代崛起的新小说派则认为：小说的人物情节、倾向、内容等以往的概念均已过时，诸如福克纳、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或者一个名字代表几个人或者干脆只有代号，写人物不再注重性格刻划，而且有更多的概念意义，物在小说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而有排挤掉人的观象。且主张情节也不再是“小说的中心。因而教材的有些阐释掩盖了对象的真正本质，具有“哄骗”性。瑞恰兹甚至认为对艺术本质的探讨是没有意义的，“要获得—个明确的结论前途渺茫” (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第101页)。 二、语义学美学与教法研究 我们运用语义学美学，除了进行教材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教法，解决一些传统诗文阅读教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重视阅读的直觉性 由于诗文里“情感语言”非真亦非假，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达，因而有一定的模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