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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 ——从历史的长河中体味生命教育 ◆ 心理教师 陶慧 [摘 要] 生命教育并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从有“教育”开始，生命教育的理念和内涵就是广义和狭义的教育的基点和得以继续发展的命脉。本文通过纵观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发展简史，采撷其中的点滴精华，论述现代教育界倡导的生命教育深远、悠久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生命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学 “21世纪教育改革的呼唤越来越多地关注生命。关注生命将是人类在教育观念上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在现阶段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在国际上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其实生命教育的思想在西方和我国都有深厚的理论和文化根底，渗透在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进程中。本文通过对中西方文化和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简史的梳理，综述生命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探索生命教育的研究要点与实践方向。 一、哲学中生命教育思想的沉积 哲学和教育密切相连，这从中西方很多哲学家同时就是伟大的教育学家中可窥一斑，如：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洛克（J. Locke，1632～1704），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孔子(公元前551-前479)，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前104)，朱熹(公元1130-1200)，金岳霖(1895—1984)，他们哲学思想中的生命教育理念已经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生命教育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历经千年的科目，生命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生命教育思想的萌芽也出自与哲学对于生命的思考。追寻生命的意义和对生命意义的不同解说是划分不同哲学流派的一个重要参照物。中西方哲学中相关生命的论述有不同的标题：人生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Life）、生命哲学（Life Philosophy or Philosophy of Life）或者价值哲学（The Philosophy of value）。 1、西方哲学中的生命教育思想 在希腊哲学最兴旺的时期（公元前六世纪到三世纪之间），已有一种普遍的趋势，就是对宇宙、生命及人的关怀，因此当苏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为了追求真理献出自己的生命时，生命教育实际上已是当时最热门的课题了。到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 of Stagira 384-322 B.C.）更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的追求真理为其人生的目标。他们及其后来的教育哲学家们都以为生命教育的基础在生命。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哲学在经历了中世哲学及近现代哲学之后，对生命的发生及内容和意义虽有不同的说法，但对生命的重视却是一致的。这些有关生命意义的回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快乐主义或者说幸福主义的生命观和禁欲主义或悲观主义的生命观。以德谟克利特、昔勒尼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十五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等为代表，他们的生命观属于快乐主义或幸福主义的生命观，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追求生命的快乐和幸福，充分享受生命和生活的乐趣，这种快乐和幸福是在现实世界中通过个人努力能够最终实现的，重视心灵或精神的快乐，也就是心灵或精神的安宁与闲适，有的甚至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快乐；而犬儒学派、中世纪神学、叔本华及海德格尔为代表，他们的生命观则属于禁欲主义的生命观，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感叹与生命的短暂与世事的无常，对现实充满了犹豫、迷茫与困惑，将希望寄托于神、上帝或者期望借压抑本能欲望乃至通过死亡以达到生活的安宁和灵魂的安静。 2、我国哲学中的生命教育思想 热爱生命乃是中国哲学的共同精神，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强调“正德利用厚生唯和”，在这个生生不已上，正是中国哲学的共同或唯一的本质。生命教育的思想在我国早有其深厚的基础，如：道家贵己重生、儒家以人为责、道教重人贵生、佛教普度众生，“儒家要把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引向社会规范秩序和道德伦理实践中去，而道家则要把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从社会形态中拉出，引向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去”。 《易传》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更明确地论述了这一点：“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孟子·告子上》）后来的儒生在他们的基础上更有“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