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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与五因素模型：两种不同的人格结构作者：尤瑾 郭永玉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 【摘要】 随着词汇学取向的“大五”结构和理论取向的五因素模型的出现，人格研究者就人格分类系统的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历史渊源、内容形式、基本性质、研究走向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文章试图从以上方面明确二者的差异，以澄清相关的混淆和误解，并在文章结语部分对两种取向研究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研究的启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 五因素模型，大五，基因型人格，现象型人格。 自Allport提出特质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人格的基本单元后，特质心理学家一直试图从特质水平寻求一种科学的人格分类系统，来描述复杂多样的人格结构，概括近乎难以穷尽的人格特质。在此过程，Cattell得到了16种重要的根源特质，Eysenck则提出了三个更为宽泛的人格维度。虽然上述两种结构各有千秋，然而它们并不是令人非常满意的结构模型。直至上世纪末，词汇学取向研究者提出了“大五”结构（“Big Five” Structure），理论取向的研究者提出了五因素模型（five-factor model, FFM），人格研究者终于对人格特征的分类表征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共识。从表面上看，虽然两种模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多数研究者也常常将二者的名字混用，甚至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1]，然而事实上，二者在历史渊源、内容形式、基本性质、研究走向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1 词汇学传统和理论取向——不同的历史渊源 在探索人格分类系统的历程中，“‘大五’结构”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1981年，由词汇学研究者Goldberg提出[2]，用以概括词汇学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五个基本维度：外向性、随和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智慧（intellect）或文化（culture）。然而追根溯源，上述五个人格维度——“大五”结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Galton的词汇学研究思想。在19世纪末，Galton率先明确提出了基本的词汇学假设，并指出可以通过字典估计人格描述词个数、确定不同术语的语义重叠程度[3]。Allport将上述思想应用于特质研究，对Webster大词典中的人格描述词进行了归类整理，创制了人格形容词表，Cattell进而将其中的特质形容词缩减至35个词群，不仅开创了词汇学研究的先河，而且奠定了“大五”研究的基础。以此为基础，“大五”的偶然发现者Fisk、“大五”之父Tupes和Christal、“大五”的拥护者Norman和Digman等不仅发现“大五”结构的雏形，而且将之带入了越来越多的人格研究者的视野，使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3]。沿承上述研究者的思路，Norman重新将词典中的人格描述词收集，整理，缩减，分析，再次验证了“大五”结构的存在[4]。在此基础上，Goldberg和Saucier对Norman的词表进行缩减，以其中熟悉度最高的人格描述词为分析对象，仍然重复了“大五”结构[4]。正是上述大量类似证据的积累，“大五”结构在1990年前后终于在人格领域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说词汇学传统对日常语言中的人格描述词所做的研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探索，那么与之对应，McCrae和Costa等人的基于已有理论和问卷的工作则是以理论为导向的自上而下的研究。作为理论取向的研究，McCrae和Costa的五因素模型主要源于对已有心理学理论或问卷中重要概念的概括和分析，与许多经典理论中的核心问题都有关[5]。鉴于大多数研究者对消极情感和人际活动的强调，同时受到Eysenck的PEN模型的影响，McCrae和Costa最初将外向性（E）和神经质（N）确定为了NEO体系的两个基本维度[2]。由于Rogers对开放性的强调和Cattell对实验性和创新性的关注，McCrae又明确了经验开放性（O）维度的重要性[5]。上述3个维度共同构成了McCrae和Costa的NEO体系的最初构架。到1980年前后，受到“大五”结构的影响，McCrae和Costa意识到随和性（A）和尽责性（C）的重要性，也将之纳入了NEO体系。由此可以看出，词汇学研究的“大五”结构以及前人理论和问卷共同构成了五因素模型的基础，“大五”结构只是五因素模型诸多理论来源的一种。在McCrae和Costa看来，即使“大五”没有被发现，五因素模型仍有可能出现，因为他们认为，在1980年左右，自己就意识到了自我控制维度的重要性，其他理论家也指出了与尽责性相似的约束维度；而随和性在人际圈（Interpersonal Circle）理论和其他很多理论中也都曾被多次提及[12]。 2 五因素结构和五维六层面模型——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之所以经常被人相提并论甚至被合二为一，主要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