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蜜蜂”谭进的摄影追求.docVIP

“小蜜蜂”谭进的摄影追求 　　绰号的由来 　　熟悉谭进的人都知道他绰号“小蜜蜂”，这名儿究竟是谁起的已经无从考证。 　　“9号楼”是新华社的内部招待所，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来自天南海北的国内分社记者到总社来，都聚住此地。在发稿技术手段还不那么先进的年代，对一些时效性不很强又比较重要的稿件，分社记者会亲自送到总社，一可以节省邮寄时间，二可以当面和编辑沟通交流、讨论改进方式。 　　摄影记者出差都带着相机，一般不与陌生人合住。而摄影记者又喜欢扎堆，在总社遇见熟悉的同行，大都愿意合住。一位记者曾和我讲过他和谭进“同居”的经历：1996年他来总社，在9号楼登记入住时，听服务员说浙江分社谭进刚住进来，房间还有一个床位，他同意合住。登记完上楼打开房门，见谭进正在摆弄相机。一眼望去，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还有窗台上，都码着一排排的照片。谭进见有熟人来了，兴奋起来，大嗓门喊道：“怎么是你！什么时间到的？快进来快进来，看看我的照片！把你认为好的挑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谭进从早到晚没事就扎进照片堆里，所言除了照片还是照片，有空还把相机、镜头逐个拿出来反复擦试。他带来了好几组照片，因为一个专题不能发太多张照片，拿掉哪张都像割他的肉，谭进为此大伤脑筋，反复挑选、组合，还要不断请同行提供意见。这可把和他“同居”的人给折磨坏了：晚上人家刚打开电视，他就给关上，要跟你说照片，说选题…… 　　谭进心无旁骛，一心想着发稿、成天念叨照片，活像只嗡嗡叫的“小蜜蜂”，估计他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吧！ 　　 　　大学生 发烧友 　　谭进个头不高、嗓门很大。他1960年出生在杭州，父母都是浙江大学化工系老师。初中时他数理化非常好，还喜欢美术，经常为学校出黑板报。1976年他中学毕业，当时杭州还实行上山下乡政策，如果一家两个孩子，就要一个下乡、一个留城市。谭进兄弟俩，他哥哥下乡了，他16岁初中毕业后，就待业在城里找工作。1978年谭进参加高考，侥幸上了录取分数线，但他坚信自己还能考得更好，就放弃了填报志愿，在1980年以高分考入广州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系自动控制专业。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社会上流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但是，他不愿意在父母身边读书，就报考了广州华南理工大学，那也是他妈妈的母校。 　　广州是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大学二年级时，班里有同学有照相机了，从小喜欢美术的谭进开始向同学借海鸥S205相机玩，没想到一玩就成了摄影发烧友，作品不断出现在校园橱窗里。 　　1984年大学毕业，谭进被分到杭州自动化研究所，而他对研发的兴趣越来越小，对摄影却持续升温，高烧不退。第二年他的摄影作品《夏天的经历》、《生命与瞬间》同时获得全省影展资格，谭进也被吸收到浙江省摄影家协会。 　　1987年，经浙江省摄影家协会推荐，谭进调入浙江画报社任摄影记者。在画报社工作期间，他主攻贴近百姓生活的纪实摄影专题，并为自己的照片稿配写文字稿。他注意人际沟通，尊重采访对象，拍摄专题时一般都尽可能等旁人熟悉并接受自己后再正式开拍，这样交朋友式的采访往往使他的照片具有浓郁的人情味和现场感。谭进说自己是“低姿态采访、高标准发稿”，这种当时养成的工作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在画报社，谭进首推《浙江现代文化名人》专栏，拍摄了艾青、常书鸿、沙孟海、苏步青、谈家祯和谢晋等20多位大师的珍贵影像。不久后，他的作品获国家级影展资格，谭进也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1992年11月，经新华社浙江分社老摄影记者卢鸣、蔡志培介绍，他以一大摞在画报上发表的专题稿作为业务档案，通过了浙江分社和总社摄影部的审核，调入分社任摄影记者。 　　 　　对摄影有使不完的劲 　　成了新华社记者，谭进感觉有做不完的稿子、使不完的劲，不到三年就几乎跑遍了浙江大地。 　　90年代中，我曾和谭进一同到横店的影视基地采访，目睹了他的采访作风。 　　谭进是一个慢节奏的人，到一个地方住下来，嘴里说着“这个地方不错吧，环境好，我们慢慢来”，然后就开始找人聊天，天南海北，看似不着边际地聊，实际是在找线索，找关系。和谭进交谈有时很“费劲”，他的语速快，嗓门大，不论采访对象是谁，他似乎都能很快进入状态，刨根问底。 　　进分社不久，针对浙江经济发展大省的特点，谭进关注经济大潮中的浙江人，完成的《温州丽人多老板》（1993）、《鱼米之乡新粮王》（1998）、《留日硕士归国种瓜菜》（1998）等专题，因选题新颖、形象生动而被海外报纸以整版画刊采用，深得摄影部编辑好评。他也很快成为摄影部拍对外专题的“铁杆”人物，编辑们有了新的选题，都纷纷找他“干活儿”。 　　从此他经常与摄影部对外组的编辑隔空大谈稿件，电话一旦打通很久都不挂，这位全力投入摄影报道但又成天嗡嗡叫个没完的“小蜜蜂”，让大家又是欢喜又是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