ＭＥ从一端到另一端.docVIP

ＭＥ从一端到另一端 　　ME400e 专业级高标清非编套装产品 　　 　　● Montage Extreme专业版 　　● PCI-Express 　　● 视频接口： 　　 -高标清分量输入输出 　　 -复合输入输出 　　 -S-Video输入输出 　　● 音频接口： 　　 -5.1环绕声输出 　　 -平衡线路输入输出 　　 -立体声话筒输入 　　 -立体声耳机监听 　　● 支持OHCI 1394接口 　　 　　在剪辑纪录片《瑷珲――腾冲之旅》时，我用的非线性编辑系统是大洋ME400。ME：英文的意思是第三人称的“我”，坐在这台机器前与剪辑师一起进行剪辑时，我不只一次地觉得这个名字与我的遭遇和感受如此相称，纪录片的剪辑过程，就是导演面对另一个自己的过程。只不过这种面对不仅仅是400次，而是无数次。 　　 　　 　　行走：痛并快乐的心灵拷问 　　 　　对前期拍摄的纪录片素材进行归类、整理、编辑，相当于对前期拍摄时作为一个导演的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解读人们内心世界的过程，甚至自己由于特定的场景触发的思绪和情感进行梳理、清算、扬弃。这个过程所经历的那种痛苦，很难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即使如我现在这样描述，但没有过这种抽茧剥丝般痛苦的人也难以体会这种感受。大洋ME400，这个名称似乎准确地概括了我在100多个小时的镜头之海中无数次面对冷静的自己、愤怒的自己、痛苦的自己、快乐的自己甚至那个在大自然中变得如孩童般幸福的自己的时刻，而对这些镜头进行整理与剪辑的过程也是不断地梳理自己的思想，形成在客观记录背后的那种带有导演特有的影视观或者世界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只一次地拷问自己：2007年，我坐了近5000多公里的长途车，从黑龙江边的瑷珲镇、经吉林、河北、山西、陕西、四川、最后到了地处云南边陲的腾冲，我到底在这条人口地理分界线上发现了什么？我的镜头里所记录的一切，是真实而残酷的客观现实世界，但在经过我选择与剪辑之后而完成的纪录片，是否已成了我个人的主观现实世界？ 　　 在行走中拍摄，在拍摄中行走，没有刻意的选择，完全随机的采访，这种简单而自然的纪实拍摄方式在当时，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用有限的经费完成我们既定的路线行走与采访任务的唯一选择。一个人背着轻便的Canon XH-G1摄像机、另一个人扛着三脚架拿着话筒，两个人组成的摄制团队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本应该是四个人完成的拍摄工作，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这种近乎疯狂的拍摄与行走方式透支了我们的精力和体力，而且直面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和每一个采访对象内心世界的痛苦挣扎以及面对生活的无奈，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带来的震动与冲击也是难以想象的强烈。但在后期剪辑的过程中，面对这种简陋而粗放的拍摄方式所带来的遗憾，我不只一次地怀疑我所选择的工作方式是否真的是唯一现实而合理的选择。尽管现在如大洋ME400这样的非线性编辑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弥补很多在前期拍摄中造成的遗憾，甚至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很多在前期拍摄中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但是，如果时间更充裕、前期的设备与人员更齐全，我们也许会比现在有更多角度拍摄的镜头、会有比现在更清晰而干净的声音。可是，我们采访的人物还会像现在这样在镜头面前随意而自然吗？我看过太多主人公被灯光烤得连舌头都焦了的纪录片，也许，就我们所采访的普通人而言，在自然光下要比在灯光下更容易面对镜头，面对一台HDV的摄像机、一个采访人时可能更容易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是在像这样对自我不断地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我逐渐理清了自己的纪录片创作剪辑思路，我的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升华。 　　 　　入定：一次次地面对自己 　　 　　与国内很多喜欢亲自坐在剪辑台前，使用非编系统进行剪辑的导演不同，我更喜欢与比我更能熟练使用诸如大洋ME400这样的非编系统的剪辑师共同进行纪录片的后期剪辑，在很多技术细节的处理上，我甚至宁愿听从剪辑师的意见。我觉得一个纪录片导演在后期需要掌控的，应该是纪录片的整体架构与风格、大场景的取舍、采访对象及其语言的选择与截用、音乐的创作或者选用，而不应该过度纠缠于技术细节、应该把编辑形式和技巧上的决定权留给剪辑师。在我看来，纪录片的剪辑师不仅仅是操机员，也应该是纪录片后期剪辑中的艺术创作者与技术实现者。记得在剪辑黄河壶口瀑布的时候，为了把我们一台机器多个角度拍摄的将近两小时的镜头组接成多机位拍摄的感觉，我开始建议剪辑师打开几个轨道，把我们拍摄的素材按不同的角度切成不同的片断然后进行拼接，剪辑师却建议用ME400里的虚拟切换台进行多镜头编辑，结果在虚拟切换台上，我们尝试了多种切换效果，既节约了时间，也达到了我想要的壶口瀑布气势磅礴、水声轰鸣的视觉冲击力。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在纪录片的剪辑过程中，导演绝对是可以与剪辑师一起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