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的大陆梦.docVIP

邓丽君的大陆梦 　　邓丽君是间谍的传闻曾一度喧嚣尘上，后来才证实，这只是一个虚假的传言。虽然由于政治原因，邓丽君一直没有实现到大陆看看的夙愿。但是，邓丽君曾找机会与大陆联系。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牛钊，就奉命与邓秘密交往了三年。 　　 　　邓丽君是“特务”?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通俗歌星、歌后层出不穷，邓丽君是里面最为出名的一个。正如台湾电视公司著名主持人田文仲先生所言：邓丽君的歌老少咸宜，从懂话的两岁娃娃到一百岁的老人都爱听!可是，因为国民党退役的情报少将谷正文1990年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说：“邓丽君在1968年申请出境过程中，被国民党当局要求担任台湾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中国大陆拒绝了邀请邓丽君到大陆访问的请求。对这事，1992年―1998年担任中国文化部部长的刘忠德抱憾不已。因为后来很快发现台湾当局说邓丽君是国民党特务，纯粹是造谣诬蔑，意在阻止邓丽君“大陆之行”。 　　原中国文化部部长刘忠德说，1992年他刚接任文化部长时，即想让邓丽君到大陆开演唱会，本身就是邓丽君歌迷的刘忠德最近透露：“邓丽君一直想到大陆开演唱会，我们也准备让她来，刚决定没几天，报上登则消息，说她是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下就得等调查完了才行。调查清楚了，而邓丽君却在1995年5月8日，猝死于泰国。”对于无法邀请邓丽君到大陆开演唱会，刘宗德感慨地指出：“这是我当文化部长时的最大遗憾，相信这也是邓丽君的遗憾。”由于邓丽君是台湾的“劳军之花”，她的原唱歌曲当时被文化部斥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因此，她难以实现到大陆看一看的夙愿。不过，邓丽君一直渴望与大陆联系，这从她与新华社的交往可以看出。 　　 　　开始与邓丽君的秘密接触 　　 　　根据牛钊的回忆，1986年春天，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的彭燕燕女士，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会中，遇到了邓丽君。邓丽君对这位新认识的朋友非常热情，临别时表示，她很想与新华社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只是希望对外界保密。 　　自从中英开始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以来，香港新华分社与社会各界的接触日益广泛。有一部分人士，由于种种原因，与新华分社的联系采取了秘密方式。其中包括一些港英政府的官员，一些著名的所谓“亲英”人士，一些台湾驻港机构的工作人员。 　　由于邓丽君的特殊身份，她要求与新华分社的联系对外界保密。分社领导层经研究后，确定由牛钊负责，与文体部部长韩力和彭燕燕三人，保持与邓丽君的接触。当时牛钊是中共港澳工委常委、新华分社的副秘书长，文体部的工作在牛钊分管范围之内。不过日常文体部与外界的联系，一般牛钊不参与。这次确定由牛钊负责，也是表示郑重之意。 　　牛钊与邓丽君第一次见面，是在跑马地的亚洲饭店。这是新华社参股的一个饭店，有两层楼房专供一些特殊客人使用。当晚七时，邓丽君如约到达。她明眸皓齿，光艳照人，比照片上看到的要漂亮得多。她不施脂粉，衣着随意。同她一起来的，是位剪着男型短发的麦小姐。 　　过了一个星期，邓丽君设宴回请，地点在利园大道上的麒麟阁酒楼。这家酒楼食客不多，环境幽静。这次邓丽君与麦小姐是直接从某处健身房来的，她神清气爽，红晕生辉，英姿勃发，显出一股青春活力。 　　从此，他们便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时间，她都要约请饮茶。只是后来麦小姐不大出场，可能她对这样的小聚不感兴趣，也可能是邓丽君不太愿意让她更多地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 　　 　　去大陆演出、旅游的筹划与搁置 　　 　　在与邓丽君交往时，牛钊发现她从不讳言自己清贫的家世。她说她父亲是个老兵，刚到台湾时生活相当困难。她小时候割过草、种过菜，穿着有补丁的衣服，放学回来，还要在妈妈开的小饭馆里帮工。 　　她也不讳言对大陆的向往。她喜欢看香港出版的《中国旅游》，还购买了一套大型画册《锦绣中华》。她说：“祖国太大了，名川大川太多了，单看看那些照片，就令人陶醉。” 　　经过这样的谈话之后，邀请她到大陆演出，便成为他们话题中的内容了。 　　不料，她对到大陆演出，显得非常兴奋。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演出计划”。她明确表示，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唱几支歌，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广州。彭燕燕说：“这样，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邓丽君听了很高兴，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 　　所谓准备工作，还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当时大陆的歌唱家很少举行个人演唱会。而港台歌星的演唱会，要有华丽的舞台、灿烂的灯光、高水平的伴奏、高质量的音响。而这些，大陆当时是不具备的。邓丽君表示，这一切由她来筹划。 　　但据牛钊他们观察，她在香港其实很孤独，很少参加演艺界的活动，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也没有自己的公司，甚至连个经纪人也没有。即便有公司愿意为她筹划，事先也无法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