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记者研究：“报界宗师”张季鸾.pptVIP

“报界宗师”张季鸾 一、勤奋一生的新闻活动 1888年3月20日出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去世后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先进入榆阳学堂，次年就读烟霞草堂，后转入三原宏道书院。 1905年清政府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张季鸾因学业突出进入陕西省官费留学生之列。到日本后他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政治和经济，结识了于右任、胡政之，吴鼎昌等好友。张季鸾学识广博，文笔恣肆，好友井勿幕和康心孚提议他担任进步刊物《夏声》的编辑。 1907年4月，张季鸾听闻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神州日报》声名远播，下决心回国后为新闻事业献身。 留日五年中张季鸾交游甚广，和孙中山、黄兴都有过往来，但他不想加入同盟会。他说自己只是文弱书生，要当新闻记者以文报国，而做记者最好超然于党派之外，说话可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可见，他后来的“四不”编辑思想根植深远。 1909年张季鸾为于右任刚创办的《民呼日报》写稿，稿子寄到上海时报纸已被封闭。后来为《民吁日报》写稿，这是他新闻事业的开始。留日归来后张季鸾受于右任邀请，在上海协助编辑国民党机关报《民立报》，与同盟会的宋教仁、于右任、陈其美等人共事，还担任政学会机关报《中华新报》总编辑，但始终不参加任何党派。1912年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右任荐24岁的张季鸾为总统府秘书，才华横溢的他参与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稿。 1913年初，张季鸾奉于右任之命赴北京任《民立报》记者，不久他在京创办《民立报》任总编辑，自此开始独立从事新闻事业。张季鸾的《民立报》发刊不久就以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瞩目。由于报道袁世凯指使凶手刺杀宋教仁及其“善后大借款”的事，他被囚禁三月，经好友多方营救才得以释出，随即被驱逐出京。回上海后他在《稚言》月刊上发表了《铁窗百日记》，揭露袁党的黑暗统治。 1915年，张季鸾和曾通一、康心如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声讨袁党罪行。次年袁世凯死后他被聘为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新闻报》驻京特约记者。 1918年，张季鸾再次接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当时，段祺瑞政府企图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自己扬名，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中华新报》披露了这一消息，段祺瑞命人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主办的新闻编译社，张季鸾等人被捕，半月之后经由国会抗议等多方营救才恢复自由。 “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拂袖而去，说“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他回到天津无固定工作，每日访新闻，写评论投寄沪报。 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在天津创办了新记《大公报》。张季鸾是抱着“文章报国”的理想，一心以新闻事业为安生立命之主业；吴鼎昌是把办报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后来他果然当上了政府的实业部部长；胡政之是唯一采访过“巴黎和会”的中国记者，他把办好一张报作为事业的根本。 三人办报动机虽有不同，但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办报决心上是一致的。他们约法三章：经济完全独立，不受任何方面资助，主要吴出资；胡、张三年内不得在外有任何兼任，他们的薪水、生活所需由吴负责；吴任社长，胡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并主持行政用人，张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和主持言论，吴只帮助写社评。在“三驾马车”的率领下《大公报》面貌焕然一新，在读者中的影响蒸蒸日上，尤其是张季鸾的社评风靡一时。 1935年日军逼近平津，《大公报》面临发展困局。在张季鸾的主张下《大公报》搬到上海，可刚出版三天报纸都被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收购一空而不能与读者见面，胡政之请杜月笙出面斡旋，读者才看到了《大公报》. 1936年发行已达五万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畅销报纸。西安事变发生后，《大公报》发表的《西安事变之善后》、《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论主张“国家中心说”，一切以救蒋为第一义，同时建议政府对张学良和杨虎城“宽大处理，一概不咎”，这与国民党的各报鼓吹讨伐张杨的观点截然不同，宋美龄甚至将四十万份《大公报》空投西安。果然不久“化乖戾之气为祥和”，蒋介石因此对张季鸾欣赏有加。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大公报》自动休刊。1939年在香港各界举行的国庆大献金时，他将儿子满月时好友和官员所送的金器全部献出，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此后张季鸾因病退居幕后在重庆静养。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逝世，一代报人亡故惊动了国共高层。蒋介石发唁电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等人的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