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片的消逝与“新香港电影”的浮现.docVIP

港片的消逝与“新香港电影”的浮现 　　“新香港电影” 　　2009年底和2010年初有两部既叫好又叫座的香港电影《十月围城》和《大兵小将》,但是这两部带有主旋律色彩的新香港电影,却不禁让人思考这还是记忆中的“香港电影”吗?内地观众对于香港电影的印象来自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盗版录像带,在对于繁华都市的向往和娱乐产品的饥渴中,寻到了令人轻松的通俗精神――这是我们印象中熟悉的香港电影,如同大卫?伯德维尔所定义的“尽皆过火,尽是癫狂”[1]。而今日看到的这些影片,仍是我们熟悉的那些电影明星、导演、武术指导,但给人的感觉却似是而非。场景、角色、结局的种种错综迷离中,让人产生不尽的疑惑:香港电影为什么变了?变得更加严肃,不再像以前令人轻松的纯粹娱乐品了? 　　我把这些变身后的香港电影命名为“新香港电影”,它们是在此时、此地产生的全新品种。此时是2003年CEPA签订之后的时间;此地是发生在内地银幕上,既不是破旧的录像厅,也不是残破的盗版带。新的时空引导了香港电影的转型,它不再是超脱于中国语境外的华人电影――那种偏安一城的都市文化,而是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一部分。以前的香港电影以纯粹的商业姿态,嘲弄权威,指责时弊,以毫无保留的娱乐取乐观众;以前的香港电影是繁华香港的文化缩影,代表了华人世界最为发达的西方化都市;以前的香港电影活力四射,是草根梦想实现的地方,拥有最为热情的原创动力……。但是在此时此地,这一切都变了。 　　香港电影的变化将走向何方?是融入中国电影成为其中的一分子,称之为“港产中国电影”?还是以一个外来者的姿态、合作的方式,展现一种不同的电影呢?在当前的合拍大潮中,这个问题显得十分的尴尬。似乎还能想起上世纪80、90年代香港电影中充满了阿灿、北姑、表哥之类对内地人的调侃,而今日重新看《表姐,你好!》之类电影则必然产生新的苦笑,但在内地人和香港人的心里却会产生不同的意义。香港电影逐渐走下娱乐电影之王的宝座,它对于现实社会的可讽之处、可乐之处越来越无法把握了。 　　种种尴尬和窘境已经成为香港电影中常见的现象,改结局、加内地角色等不合情理的因素不断出现在香港电影中,弱化着香港电影的纯粹娱乐性,也改观了观众的印象。这种全新的香港电影在内地票房市场屡有斩获,推动了发展初期的中国商业电影,貌似已经进入新的角色定位中。但是,香港电影的北上之旅是追索这个目的吗?放眼未来,这种选择能够安身立命,令已经没落的香港电影重获生机吗?在观众对于过去的不断印证中,香港电影的新变化是否可以接受呢? 　　 　　CEPA之后的合拍片 　　事实上,香港电影早和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合作拍片早就有先例。对于香港电影来说,狭小的地理环境对外景拍摄有所限制,能够在祖国山川实地拍摄一直是香港电影人的梦想。1982年,导演张鑫炎最初突破坚冰,实地取景、真刀实枪地拍摄了《少林寺》,在大陆香港两地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内地的山川配备港式的娱乐产生了化学的反应。对于香港观众来说,看到的不再是布景的山河或者狭窄的街巷;对于内地观众来说,这种大胆的打斗前所未见。《少林寺》启发了业内人士对于大陆香港合拍片的美好前瞻,在政策的缝隙内,张彻、李翰祥、刘家良、严浩、许鞍华、徐克等一批先锋者做出了各种的探索,借助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和地方电影厂合拍,几乎每部电影都集合两地的优势,产生巨大的反响,包括有《火烧圆明园》、《海市蜃楼》、《滚滚红尘》、《新龙门客栈》、《黄飞鸿》、《唐伯虎点秋香》等等。这些影片可以看做是大陆香港合拍片的第一个时期,它们数量少,并非市场的主流,以香港的电影人为主导,香港电影人来到内地的最初动机多是借用辽阔山川拍摄实景,并借合拍的方式进入内地市场,偶尔也有文化寻根的冲动;而对于内地的观众来说,虽然并非关心这些港片是否合拍,但却是难得的在大银幕上观看纯粹娱乐港片的机会,以一种集体狂欢的形式表达内心的享受,而不是颇为尴尬地在家中或者录像厅看盗版。 　　1993年后,香港电影市场被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以电脑特效攻破,韩国电影崛起,东南亚市场萎缩,自此陷入冰河时期。自然而然的,能够进入10多亿人口的内地电影市场成为一个契机,经过吴思远等一批电影人协调,这种期待最终在董建华任期内签订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003年6月29日签订,简称CEPA)最终成文,具体内容分为四条:“ (1)香港拍摄的华语影片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不受进口配额限制在内地发行;(2)香港拍摄的华语影片是指根据香港条例设立或建立的制片单位所拍摄的,拥有75%以上的影片著作权的华语影片;主要工作人员组别中香港居民应占整体员工数目的50%以上;(3)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视为国产影片在内地发行;(4)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港方主创人员所占比例不受限制,但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