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改编与改编的经典.docVIP

经典的改编与改编的经典 　　经典文学的电影（视觉化）改编几乎与电影诞生同步，第一部“触电”的经典文学作品就是1899年的默片莎士比亚《约翰王》，距电影的诞生不过四五年时间。此后，与此相关的讨论、辩论、研究随之展开。在我国，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经典文学历来是视觉产品改编的热门，这样的改编一出现，也立刻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但令人失望的是，迄今为止的讨论，有逐渐从认真的争辩向娱乐事件、甚至意气用事发展的趋势，而且基本上是学者（经典作品研究者）与艺术家（电影改编者）各执一词，近年来又明显加入了网络力量。大部分的讨论缺乏共同出发点或基准，从而使这样的讨论缺乏娱乐新闻之外的意义，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学术上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欧美乃至世界文学经典的莎士比亚，其电影改编本身、对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研究、以及改编研究本身，在国际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电影艺术、文学、学术及教育现象，莎士比亚电影不仅成为娱乐业的重要内容和话题，也成为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标准和典范。因此，回顾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历程，审视围绕莎士比亚电影改编而展开的各种研究，了解国际上改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前所述，莎士比亚与电影的“缘分”几乎和电影本身同步。根据不完全统计[1]，从1899到1926年间，欧美主要国家共出品约90部默片，包括了《哈姆莱特》、《威尼斯商人》等近20部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自1929年有声电影出现到2006年，上述地区共出产近70部莎士比亚电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莎士比亚电影黄金十年”的20世纪90年代，从1989年到2000年，仅英美两国就出产了近20部莎士比亚电影，其中1996年就有6部。21世纪以来，每年也有一两部新的莎士比亚电影问世。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大多基本再现原作的内容，而近40年来的改编作品，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十分丰富的变化，即使是旨在表现“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改编者也会在细节上加入个人和时代的理解，从而使作品具有更强的时代感。如布拉纳（Kenneth Branagh）在《无事生非》（1993）中调动各种电影元素，不时以妙趣横生的视觉效果，预告着莎士比亚的这出“欢喜冤家”间浪漫情爱的故事，将在镜头中表现为一场“性别之战”；而帕西诺（Al Pacino）2004年的《威尼斯商人》则通过一系列细节，刻意把原作中基督徒安东尼与犹太人夏洛克之间的短暂的“口水仗”，强化成为威尼斯民众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围攻，使人联想起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纳粹德国的遭遇。这一场景被认为是莎士比亚影片改编的经典镜头之一。 　　将莎士比亚当代化，让莎士比亚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当代社会，让莎士比亚的人物穿上现代人的服装，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主流，但这不仅是“标新立异”的手段，而是在更深的层面反映了编导对当下社会和生活的思考，也体现了莎士比亚作为经典文学的普遍意义，而经典作品参与当代生活，实际上也是经典作品生命力的根本体现。例如2000年美国出品的《哈姆莱特》（阿尔莫雷达导演），将悲剧从丹麦搬到了纽约曼哈顿的“丹麦控股公司”，把当年宫廷里的猜忌、争夺、阴谋、仇杀，搬进了当代的跨国企业，通过莎士比亚和哈姆莱特，审视当今社会商业暗战中的道德沦丧，审视被滥用和误用的高科技成果（如秘密摄像、监听设备）等等，用当今社会天天在发生的事实印证“莎士比亚属于所有时代”那句话。相比较之下，我国的经典文学改编中，鲜有“当代化”的尝试，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典总离我们很远”的观念。究其原因，是在于那些经典作品本身的内在因素缺乏当代化可能，还是我们其实对那些经典的研究和认识还有待深化和丰富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自觉的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研究[2] 起步相对虽晚，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充满活力而且成果丰富的莎学分支，研究内容涉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史、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综合研究、莎士比亚电影编导演研究、具体作品改编研究、改编理论研究等，而且每一时期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下一时期的电影编导演员，以及学术研究。1968年的《默片莎士比亚：一部奇妙而内容丰富的历史》、1971年的《莎士比亚与电影》和1977年的《胶片上的莎士比亚》三部著作[3]，标志着莎士比亚电影正式进入学术视野。此后，《银幕上的莎士比亚：国际电影及录像片名录》、《银幕莎士比亚史》、《电影中的莎士比亚：从默片时代到“恋爱中的莎士比亚”》、《银幕上的莎士比亚》等综述及资料性著作相继问世，为我们描述了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整体图景，并提供了到2000年之前的比较完整的资料信息[4]。 　　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更呈现出向深和广两个维度的发展：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