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事 件.docVIP

邮票事件 大学，中专的招生开始了，原则是自己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录取。我和尚立都报了名，离开海南岛，回广州去，这是我们经常议论的重要话题，当然报名。我们的表现这么好，群众推荐肯定没问题，领导也肯定会批准的。不料团部只给了我们胶厂一个指标，那当然是尚立走。尚立是党员，条件比我足；二来广州市委已经在协商调我回去了；尚立的老父亲超伯也曾多次跟我说要我帮尚立早点回广州。 那年我和尚立大概是命交华盖,三衰齐来，六运俱去。尚立本来一路顺利，甚至广州外贸大学招生的人都专门邀尚立去通什面试过了，临别时还嘱咐尚立回广州请他吃饭。于是尚立便满怀信心地回来等通知。谁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别的学校录取的人都走了，尚立的通知还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眼看都到了十一月了，我对尚立说，看来没什么指望了，等明年吧。尚立默默地点了点头，数日怏怏不乐，默默寡欢。 一个星期天，轮到我和尚立休息，吃完早餐，他跟我说去保养一下压片机吧，我们俩相跟着便到了凝固车间，围着压片机就忙乎起来，把齿轮都拆下来清洗了一遍，又把几个轧辊的轴承座都打开用煤油洗了一遍，然后再注满黄油。最后又把压片机的切刀卸下来，想把那把刀的轴承卸开清洗一下，谁知怎么也拆不开。说实话，我们那时对机械都是半通不通的，尤其是我，根本就是不通，只是跟着他瞎忙乎。我们先是用木榔头敲，又用铜棒打，最后又跑到机运连借来三爪拉马，那是全团最先进的武器了，仍然是拆不下来，两个人忙乎了大半天，中午饭都没顾上吃。两个人的脸上手上都沾满了油污，大眼瞪小眼的坐在那里发呆。我用棉纱擦了擦手，掏出烟来，递给他一支，自己担了一支，各自点着，闷闷地抽了起来。抽完烟，尚立想出办法来了，他说我们去包装车间用压包机把它压出来，我当然响应。我扛着那把刀，尚立拿着扳手、榔头等工具。在压包机跟前，尚立还给我吹嘘他们刚用压包机时的情况。说压包机试车时，怎么也压不下来，对照着说明书左摆弄右摆弄也找不出问题来，最后是他想出了问题出在那里。说到这里，他卖了个关子，问我说，你估计问题出在那里？我说我想不出来。他说压包机是液压的，油管里有空气，所以压不下来，把管子里空气排出来就好了。我哼哼呀呀的听着，因为我对液压机械更不懂。把那把刀摆好在压包机的工作台上，他让我开动机器，他趴在那里边观察边指挥着，“压”“压”随着他的指挥。我很谨慎地开合着压包机，开一下，关一下，生怕压出什么问题。怕什么，就来什么，就在他喊着“压”的时候，只听得“啪”的一声响，尚立沮丧地说了声“坏了，断了”。我赶快关了机器，低头看时，只见那把刀在与轴承连接处断了。当时我的脑子一下子就蒙了，直觉意识就是我们俩闯祸了。这个祸还挺大，根本没有挽回的余地。尚立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那断了的刀发楞。 后来我学了机械以后，回想起来才知道压轴承应该垂直压住轴头的端面，支住轴承往下压才是正确的办法，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垂直压住了轴承，支住了轴往下压，那把刀是生铁铸的，结果就把那把刀给压断了。 幸好指导员通情达理，知道我们两个人是做好事，不慎把刀压断了，不仅没有批评我们，还安慰我们说不要紧，并且叫尚立第二天去通什农垦机械厂再买一把刀回来。一下子天都光了。 尚立从通什回来没几天，我又遇上了塌天大祸。事情是这样的，林彪的“九一三”事件以后，上面就三令五申要我们把所有林彪的题词、画像、书籍，总之一切有关林彪的东西全部上缴，个人不准保留任何有关林彪的东西。我身边的东西已经清理过一次了。那一年我回家探亲时，发现家里还有一张林彪与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的邮票，觉得应该把它处理了，就把它贴在给姑夫的信封上，当作一张普通邮票给用了。不料给邮局的人发现了，认为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于是就一路追查到我们农场。姑夫已经被他们查过了，并且写信告诉了我，说这张邮票出了问题，叫我如果有人找我谈话的时候，注意态度，把问题和他们说清楚。我接到信后，也没当会事，只是跟尚立当闲事说了一下。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文革十年，造就了一大批随时能将人分门别类的“阶级斗争专家”，他们的脑海里永远捕捉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时刻寻找着“斗争对象”，他们时时刻刻都处于要跟谁“过不去”的状态，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阶级敌人”的蛛丝马迹，什么时候大家平平安安地过了一天，他们就觉得这一天他们是白活了。惟恐天下不乱，惟恐阶级敌人的阵营后备力量匮乏，把良善百姓往敌人阵营驱赶，是他们“革命”的惟一的目的。拉大旗作虎皮，数黄论黑，舞文弄墨，无限的上纲上线，指鹿为马，诬良为娼，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我一直认为，是那个特定的环境激发了这些人的阴暗心理。那是一种卑鄙、歹毒心理的大暴露，大展示、大展现、大表演。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对他们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土壤，是他们最理想，最美好的进步机会。团政治处专案组的那两个王八蛋就是这类人。 当他们找我谈话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那两双阴鸷、冰冷的、拒人于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