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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主体性 　　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好经历了30年。在这30年里，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既有工具性的，也有价值性的。青年组织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历史逻辑也在其身上演绎，不仅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而且价值基础也发生了转换。具体来说，可以概括如下：在组织形态方面，实现了从单一的共青团及其外围组织为组织主体的一元化组织模式，向共青团主导的社会各类青年组织参与为组织主体的多元合作组织模式转换；在组织原则方面，实现了从秩序在先向主体在先转变；在价值基础方面，实现了从支配性集体主义向自主性集体主义转变。 　　2008年，中国经历了大悲与大喜，悲的是汶川特大地震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喜的是盼望了百年的奥运会终于在中国举行。然而，不论是悲的还是喜的，都考验着十三亿的中国人。但是，中国人不论是行为，还是精神，在这悲欣交集的一年中，都交出了一份令我们自己满意，更让世界各国惊讶的答卷。在这份答卷中，也有一题是由中国青年以及青年组织来填写的。而在这一答案中，最让世人惊叹的是在汶川地震后救灾中和在奥运会举办时的青年志愿者以及青年组织的行为和精神。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组织的组织形态和价值基础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的话，那么，2008年中国青年以及青年组织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精神就是这一转变成果的集中呈现。 　　在汶川地震之后的救灾过程中，除了中国政府快速反应和全力救灾让世人感到敬佩外，还有一个让人们感到感慨的是大量的志愿者自发赶赴灾区进行救灾的行为，而其中的主体是青年人和各类青年组织。在奥运会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同样地，除了组织者的高效和精彩的组织以及中国运动员的出色表现受到奥委会以及世界各国的肯定外，志愿者更是成了奥运会中的最亮丽的风景，而这些志愿者的主体也主要是青年人。于是，有人将2008年称为中国志愿者年，同时也有人对这两个事件中的青年志愿者的运行模式进行了比较，认为汶川地震救灾中的青年志愿者是自发性的，而奥运会过程的青年志愿者是有组织的，于是对前者似乎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其实上，这两种志愿者行为同样精彩，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也同样伟大。而如果从中国青年组织发展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这两种模式共同揭示了一个根本性命题，那就是，中国青年组织价值基础已经由过去的支配性集体主义向自主性集体主义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的内在要求，党团组织以及其他组织，都提倡集体主义，其集中表现就是由共青团首先提出，后来在全社会倡导的“甘做螺丝钉”的雷锋精神，但是这种集体主义是以秩序在先为前提的，在当时，个人的主体性受到了严重抑制，因此，我将之称为支配性集体主义。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开始逐渐退出，社会建构力量也由过去的政党为唯一力量向政党、国家和社会以及市场等多元力量合作转变，由此，社会秩序建构模式就进入了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阶段。同时，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人们的主体意识也逐渐增强。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建构模式转变，也是由共青团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率先提出了青年志愿者行动，并将之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学雷锋活动。如果对青年志愿者行动进行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志愿者行动最重要的是基于自愿基础之上，同时在志愿者产生方式上，也主要是通过招募，而不是通过组织强制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青年志愿者行动其本质是以主体在先，以尊重主体意志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青年志愿者行动的提出，意味着共青团组织价值基础开始从过去的支配性集体主义，向以主体在先为基本规定的自主性集体主义转变。 　　由于青年志愿者行动是基于个人自愿和主体意志基础上，因此，当青年志愿者行动成为共青团动员和组织青年的一种重要模式之后，青年参与社会动力就大为增加。同时，志愿精神也开始在全社会得以传播，并逐渐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一种内在机制和基本精神，于是，才有2008年两次事件中的青年志愿者活动以及其所呈现出的两种志愿者组织模式。 　　也许有人会说，集体主义这一价值只适合于奥运会过程中的志愿者组织模式，但不适合于汶川地震后救灾时的志愿者以及青年组织行动的价值，而后者更多是基于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行为。如果只是这样理解的话，那只能说，这些人只是看到表面现象。这里我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对此进行解释： 　　从理论上说，愿意参加志愿活动的人员大部分是希望回馈社会，特别是对自己所在的社会共同体有着责任和关怀的，都希望通过个体的努力，使共同体能够获得更好发展。从这一角度来说，这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表现和追求。自主性集体主义与支配性集体主义之间最根本区别，就是在服务于共同体过程中，是否切实尊重个体意志。 　　这里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汶川地震之后第二天，上海团市委地区部和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