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秀中的肃穆.docVIP

俊秀中的肃穆 　　汉代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书法资源极其丰富，不但隶书在此时达到成熟，迎来全盛时期，楷、行、草三体也在此时开始萌芽、发展。尤其是隶书，不但刻石数量众多，且“一碑一奇，莫有同者”，呈现出风格的多样性。在多如繁星的汉代碑刻中，《曹全碑》无疑是其中阴柔美的完美诠释者。道润俊秀，灵动飘逸是历来众书家对《曹全碑》的评价，但也误使众多此碑的临习者只注重了其秀美飘逸一面，而忽视其线条的遒劲挺拔和气息的浑厚高古。本文将通过对《曹全碑》所处的时代背景的考察，并结合其用笔特点及对其结字规律进行分析，论述此碑柔中见刚，秀润飘逸中见浑厚沉稳的特点。 　　隶书的起源，可上溯至战国时期，经秦代的发展至西汉已达到成熟阶段，并在民间得到广泛应用。 　　一般说来，汉代书法在类别上可分为金石铭刻类和墨迹类两大部分，特别是汉隶碑刻，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多种风格并存，或秀逸，或端庄，或古拙，实可谓“一碑一奇，莫有同者”，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繁盛时期，强大的国力和闳放雄大的“大汉”意识孕育出汉碑高古雄浑的总体风格特征。作为汉碑中阴柔美的代表，《曹全碑》也被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在灵动遒润背后散发出一股雄厚浑穆之气。 　　在秦代，始皇帝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刻石树碑，为的是记录自己的功德而流美后世。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厚葬之风盛行。至东汉安帝、桓帝、献帝时期，都曾下诏推行“举孝廉”制度。以孝治天下也导致社会“厚葬为德，薄终为弊”之风日盛，加之士大夫好名之风盛极一时，死后皆立碑颂其生平，为汉代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也间接刺激了碑碣书的繁盛。其实，碑本为葬时所设，后来臣子追述君父功业，在碑上写字，并将碑放置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成为今天所见的早期碑刻作品，也使今天留下如此众多的碑刻遗迹成为可能。至东汉末年，树碑刻石已成风气，尤其是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德，更是直接导致汉末大量碑石的出现。袁兴《万年书》云：“夫碑铭奖以述咏功德，流美千载。”由此可知，立碑的目的在于歌功颂德，流美千载。既然要流美千载，那么所立之碑在其文字功能上的首要要求就不是艺术性而是实用性，即可识读性。其次，立碑的出发点在于追述君父功业。为其歌功颂德，对书丹者的书法水平自然有一定的要求，且无论是立碑之人还是书丹者自是怀着敬畏之心，在书丹时自然不敢怠慢，必定是毕恭毕敬，谨慎之至。从而使得汉碑在结构上普遍呈现出端庄，工稳的特点，在气象上显示出庄严，厚重的庙堂之气。 　　《曹全碑》碑文记载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也记载了张角领导农民起义波及陕西的情况，乃是曹全的属下为曹全所立的功德碑。成碑年代正是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德之风大盛之时。因此，庄严工稳，肃穆沉厚的庙堂之气自是扑面而来。 　　另一方面，汉隶碑刻主要集中于东汉桓、灵二帝时期，短短42年里，留下了多达数百块的刻石，占汉碑刻石总数近二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汉隶名碑均出于这一时期。因此可以推断，这一时期的汉碑应该代表了汉隶碑刻系统的整体审美取向和风格特征，即高古浑厚的庙堂之气，拙朴灵动的自然之趣。如东汉桓帝建和三年(公元148年)的《石门颂》，以篆法入隶，线条纵逸奔放，道劲浑厚，体现出率意，野逸劲健雄厚之风格。清祖翼跋此碑云：“……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都不敢学，力弱都不能学也。”又如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的《乙瑛碑》，结体方正，端庄，气度高古典雅，线条刚劲沉厚。明赵蛹《石墨镌华》云：“隶法道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清方朔《枕经金石书画题跋》评其：“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王籍林太史谓雄古，翁潭溪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再如东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的《西狭颂》，结字方正高古，庄严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备，点画遒劲宽博，有篆籀之意。“方正雄伟，尤可宝重”(杨守敬语)、“雄迈而静穆”(梁启超语)，体现出一股劲健、雄厚、浑穆之气。其他如“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清杨守敬《平碑记》)的《礼器碑》(156年)，“方正古健”(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的《封龙山颂》(164年)，“肃括宏深，沉古道厚”(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的《史晨碑》(169年)，以及方劲沉雄，拙朴浑厚的《张迁碑》(186年)等。 　　隶书发展至东汉，法度已完备但出现一些华饰现象，但“它们有的波挑披拂，形意翩翩，有的劲健爽利，飘逸灵动，有的则雄浑飞扬，纵逸舒展。其审美意味在某种程度上与汉大赋感物造端、铺张夸饰之风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较为鲜明的纵横捭阖、沉雄豪放的‘大美’气象。”显示出一种劲健雄浑，高古厚重的气魄。《曹全碑》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与同时期大量的碑刻一样，在灵动秀逸背后也同样体现出雄强浑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