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品飘泊记（中）.docVIP

名品飘泊记（中） 　　三、博文堂与文求堂――日本的收藏 　　 　　说到博文堂的珂罗版帖册，今天在旧书市场上仍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主要用作书法范本的法帖一类，以精巧的珂罗版印刷后，附以缎装封面制成厚厚册页出版。上野本《唐拓十七帖》、大西本《澄清堂帖》、宋拓《甲秀堂帖》、罗振玉旧藏《集字圣教序》等大批帖册都出版了。王羲之《游目帖》、黄庭坚《王史二墓志稿》也以卷子装的形式出版。 　　博文堂主人原田悟朗，是战前搜集清朝及其周边流出书画的巨贾。这一事实在鹤田武良整理的(原田悟朗访谈――大正至昭和初期中国画收藏的奠立)中有详细记载。这次展出的苏东坡《李白仙诗卷》、米芾《草书四帖》，与战后离开日本的《寒食诗卷》，都在这篇回忆录中登场，并由此可知它们都因原田的指引而留存日本。 　　另外，文中也谈到原田的后盾，是政治家犬养木堂以及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他通过犬养木堂的介绍，与当时中国政权中枢，还有陈宝琛、宝熙、傅增湘、郭葆昌等结缘，筑起购藏书画的地盘。在木堂的介绍下，原田和大仓组驻北京总经理中根齐到过紫禁城，还亲眼看见清宫的书画收藏。 　　原田也提及木堂与内藤湖南保持联系的事情。收来的书画全都先经过内藤湖南目鉴。先前说过《寒食诗卷》和《游目帖》上有湖南的跋，而在内藤湖南全集中收录的《湖南文存》中，书画碑帖的跋文数量过百，其中并非全属原田收藏，但可以断定它们都经过原田之手。根据《湖南文存》可知，米芾《真迹三帖》、《乐兄帖》也是原田所搜得。 　　通过“犬养木堂――内藤湖南――原田博文堂”这一路线，很多名作传到了日本。 　　再说到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是战前闻名的旧书店，位于东京本乡饰有洋溢中国风味的琉璃瓦大厦，曾大量地买卖中国古籍。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有颇多类似非难的报道在中国大陆的杂志上刊载。文求堂作为郭沫若流亡时其中一处庇护所，是《两周金文辞大系》等郭氏代表作的出版地。1997年12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当中微妙的内幕及来日文人的动静由此为人所知，非常有趣。这家文求堂与西部的博文堂的角色不相伯仲。 　　除此之外，还有名为林朗庵的收藏鉴定家。《书菀》第六卷第一号(1942年1月)的(日本现存唐宋名家墨迹举知)一文，便出自林氏之手。根据这篇文章，苏东坡《李白仙诗卷》、黄庭坚《王史二墓志稿》、《李白忆旧游诗》、张即之《李伯嘉墓志铭》、《宋司马温公告身》曾一度为林氏的秘藏，然后再介绍到《王史二墓志稿》、蔡襄《谢赐御书表》、《宋司马温公告身》带来了文求堂一事。这个记载恐怕是由于文求堂请林氏鉴识书画的缘故。跟西部博文堂和内藤湖南并立的，东部文求堂与林朗庵这一条流传路径，由此也为我们所知晓。 　　林朗庵是台北大收藏家兰千山馆林柏寿的外戚，鉴赏眼光之独到，世所罕见。钤有其收藏印的书画，我尚未见过存疑。他对文房四宝也具有渊博知识，日本的印材鉴赏活动也是以他主持的观石会为滥觞。现藏天理图书馆的《唐贤首大师致新罗义湘法师尺牍》，也曾经林氏所藏。 　　 　　此次展出的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卷》、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是溥仪从紫禁城带出品，杨仁恺记述它们在天津时代始离开溥仪之手。据说，包括这两卷在内的数十件作品，在天津时代就卖掉了。 　　书道博物馆藏颜真卿《自书告身》，据《书道》第二卷第二号载中村不折回忆，是经过北京的三菱于1930年7月从恭王府购入的。不折清楚地说明，当时为了给溥仪的复辟运动，也即清朝复兴运动筹备资金，它被恭王府抵押给北京三菱。名品流出的背景，这是其中一例。中村丙午郎证言，该次抵押的金额是三万日元。(书道研究三?三)。 　　 　　四、“满洲国”的“建国”与瓦解 　　 　　溥仪从紫禁城携出的书画，首先被运到天津，交由在《末代皇帝》中也有登场名叫张园的人保管。“满洲国”1934年成立后，这些书画又被运到当时的“新京”、今天的长春，保管在王宫所在的小白楼里。在天津有多少件，运往“满洲国”的又有多少件，都没有确切记录，也从未整理成正式的目录。日本战败后，短祚的“满洲国”也随之瓦解。 　　溥仪的胞弟溥杰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语程度不俗。独身的溥杰，自然而然地成为“日满亲善”美名下政治联姻的对象。被选为其配偶的是嵯峨侯爵实胜的长女嵯峨浩。嵯峨家是与正亲町三条家有关系的名门，与皇室也属姻亲，这大概就是他们被强制安排联姻的主原。 　　“满洲国”的崩溃与王室一家仓促逃难，在这位浩夫人执笔的《流离的王妃》中有详细叙述。这部著作也成为名品散佚的间接证言。 　　8月10日，苏联飞机的轰炸伴随着空袭警报鸣笛声到来，苏联宣告参战。8月11日，溥杰被传召入宫，通告了苏联参战与从“新京”紧急撤退的事情。他被告知当晚深夜在新京火车站集合乘坐专车离开，并且要有与家族共存亡的觉悟。王室一家把存放在满洲中央银行的贵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