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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的山水画不同于西方的风景画，前者重写意，后者重写形。中国的画家游名山大川，研究大自然的千变万化，领会在心，归来后于几案之间挥洒而就。这时候所表现的山水风景已不是个别的山水风景，而是画家主观认识的、对时空具有较大概括性的山水风景。因此，能够以最简约的笔墨获得深远广大的艺术效果，这种情况与园林艺术对大自然的概括、抽象从而获得“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特点十分相似。造园与绘画的创作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从立意构思直到具体技法全面借鉴于绘画以增强其艺术表现力。 　　 周维权认为中国古典园林被分为五个时期，即生成期(殷、周、秦、汉)、转折期(魏、晋、南北朝，也称快速发展期)、全盛期(隋、唐)、成熟期(两宋至清初)、成熟后期(清中叶到清末) 。陈传席则指出中国山水画可分为:山水画的产生(魏晋时代)、山水画的停滞发展和突变(六朝后期至隋初，隋至唐初，唐中)、山水画高度成熟并居画坛之首(唐末、五代、宋初)、山水画的保守复古和变异(北宋中，后期)、抒情写意山水画的高峰(元)及派别林立的明清山水画等六个阶段。由此可以看出文人山水画在古典园林的转折时期产生并对成熟时期的中国园林风格有着很重要的影响。黄长美系统地概括了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发展上的关系:“周秦以前，人民生活困苦，无暇作此类发展，待社会逐渐稳固之后，传统又以人伦政教为先，教诲人们:“卑宫室”、“居勿求安”(帝王苑园不在此限)，故建筑和园林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绘画上也是如此，中国早期的绘画以人物动物为主体，直到魏晋南北朝之时，社会动乱，老庄思想抬头，才形成了山水画和园林产生的背景。至唐宋之时，文治武功均发达，山水画因而大盛，园林也日益普及，其后二者风格的发展，元尚写意，明趋秀润，均有相似的历程。当然山水画和庭园的发展并非全然吻合，抑或有相违相异的地方，然而因为二者需要的文化背景相似，义理相通，故大致发展趋势相近”。山水画的发展和变化对中国古典园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声势较大的独立画种；而宋元以降，人物画、宗教题材绘画渐渐淡出中国画坛。而以气势磅礴著称的宋元山水画逐渐成为绘画的主流。 　　 宋王朝统一中国后，以崇文抑武为国策，对外虽屈辱求和，对内则造就了长期安定的社会局面，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社会的审美意识也渐渐移情于表现大自然的情趣，追求超凡脱俗的山水画中。 　　 中国山水画至北宋初,分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又说：“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北方山水画派宗师有李成、范宽等人。李成清劲，范宽雄伟。李成传派更广，著名的有郭熙、许道宁、王诜等人。另有来自南唐的僧巨然，则继承董源，专画江南平远山水，所谓”淡墨轻岚“，自成一体。苏轼作画，古木竹石，简练潇洒，又拈出”不求形似“和”文人画“等说法，在画坛上起了很大影响。宋徽宗赵诘，最喜爱绘画，他扩充了皇家画院，提高了画家们的地位和待遇。由他亲自构思设计的万岁山艮岳气魄恢宏，构思缜密。其艺术手法一改汉唐园林对于宏伟、壮阔、天然之美的单纯模仿，转向对于细腻、幽深、自然之美的高度提炼。自此以来，富有意境追求的景观审美已成为园林艺术的根本目的，而皇家园林也于此时完成从畋猎、游乐向自然、人文艺术创造的转变。 　　 这时期绘画上崇尚细节的真实和诗意的表达，我们可以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看到宋代文物昌明，蒸蒸极盛，千里江山，处处皆有园林，尽情享受造物之无尽藏，人与自然达到高度的和谐。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汴京的街铺市肆，无不在门前、庭中植树栽花，不是园林，通于园林。 　　 著名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曾论山水画的功能，在于“不下堂筵，生穷泉壑”以满足“太平盛世”的文人士大夫的“林泉之志，烟霞之侣”。造园艺术作为立体的山水画，“可行、可望、可居”所体认的也正是这一文人的高致。沈括《梦溪笔谈》以为山水画之法，要在“以大现小”“如人现假山”，而造园之法，自然也与山水画的构思经营一脉相通。所以，此时的园林不仅止于自然之美的追求，而且进一步突出了以园明志的人文气象。 　　 如果说北宋山水画艺术以雄浑、辽阔、崇高胜，南宋山水画则以秀明、工致、优美胜。这种风尚同样潜移默化地出现在江南园林的构造中。 　　 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被称为“南宋四大家”。 刘画工整，马、夏简劲或苍率，趋向又各自不同。以四人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开创了南宋山水画艺术的新风格。他们的作品往往从一个独特的视点出发，以少概全，言简意赅，隐现参半，以少胜多。画卷上常表现的主题，也被嫁接在园林中，“柳溪归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