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能力与诉讼认识的相对性研究.pdfVIP

102司法能力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上) 司法能力与诉讼认识的相对性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梁 桂 引 言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指 出，“人民法院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审判权，肩负着贯彻依法治 国方略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 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为人民法院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人民法院是党领导下实施依法 治国方略的重要载体，是党通过司法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力量，是党通过司法 途径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纽带，必须通过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司法活 动，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能否做到这一点，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具有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适应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并提出 了人民法院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主要任务。其“内容十分丰富，任务相当艰 巨。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加强司法能力必须最终体现在裁判的公正上，体现在效率的提 高上，落实在法官的办案中”，而“案件事实是法官做出裁判的根据，公正裁判有赖于对 案件事实的客观判断。因此，提高法官认定事实的能力是提高审判能力的重要内容”。① 在诉讼认识模式上，现代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以“自由心证”为代表的自由认识模式。 苏联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也确立了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深受苏联司法制度和法律理 论影响的我国法学研究和制度建设，在证据制度上，却没有仿照苏联的立法体例，明确在 立法中确立自由心证原则，而是坚持马克思辩证惟物主义的观点，形成了有特色的“实 事求是”的证据制度。虽然如此，在思维层面上，我们的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却大量运用 自由心证的认知模式评判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如果着眼于‘行为中的法’，我们却不 得不承认：在证据评价方式上，我国事实上亦属于自由评价模式”。②但由于规范和制约 这种客观上存在的诉讼认识模式的法律规则和基础理论的缺失，我国在诉讼认识方面的自 由度，与西方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必然导致因时、因地、因人的差异而出现司 法能力的不稳定与司法能力强弱的极大反差，影响司法统一和司法公正。从西方国家和我 国诉讼认识的经验看，诉讼认识的自由，并非任由法官恣意妄断，而是受个体学识水平、 生活经验、认识能力和有关证据规则的制约，遵循社会普遍认识规律的相对的“自由”。 这种自由的相对性，不断纠正法官在通往发现案件真实的心路历程中的偏轨行为，使诉讼 ①江必新著：《论加强司法能力建设》，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4期。 ②樊崇义主编：《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第一编 司法的法理与司法能力建设103 认识的结果具有常人所能普遍接受的客观性、公正性与合理性，最终树立在此基础上做出 的裁判的权威性。本文试图探析诉讼认识相对性的某些因素，以期对规范诉讼认识行为， 增强司法认识能力提供一管之见。 一、诉讼认识模式概述 从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历史考察，诉讼认识模式，主要经历了神灵启示、法定证据和 自由心证三个历史阶段。神灵启示下的认识模式也称神示证据制度，主要流行于12世纪 末以前欧洲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这种制度的存在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 应，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遇到难以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裁判者便通过一定的仪式，接 受“神灵的启示”，并以此作为断案的依据。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和社会环境的变迁， 在某些封建地主领地，～种由法律事先规定证据的可靠性和证明力的制度——法定证据制 度开始出现，及至欧洲建立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封建君主为适应其政治需要，结 束地主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迅速在全国建立起统一的司法机关和诉讼制度，正式以法定 证据制度完全取代了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实行有罪推定原则，以口供作为定罪的 主要依据，刑讯逼供等野蛮取证行为被赋予了合法的地位，法官必须机械地依据法律的事 先规定做出判决。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在其1532年制定的《加洛林纳刑法典》中最早确 立了法定证据制度。①18世纪中叶。欧洲进入产业革命时代，科技飞速发展，物证成为了 发现真相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取而替代口供成为“证据之王”。同时，资产阶级思想家 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启蒙思想，提倡民主与自由，崇尚与信赖人类的理 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