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改革,一场艰巨的生态重建.docVIP

大学改革，一场艰巨的生态重建 后发劣势 ? 通过模仿发达国家，落后国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显著成效，这就是所谓后发外生型国家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也伴随着后发劣势——落后国家倾向于用易操作的技术模仿代替艰巨的基本制度改革，最终可能导致改革失败或长远发展受阻，清朝的洋务运动是一个例子。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也正遇到类似问题：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很难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经济发展就受阻。大学的情况与此类似。 ? 清末我国对西方近千年积淀而成的大学制度奉行拿来主义。1911年以前，日本显然是最重要的模仿对象；1911～1927年之间，中国大学转而模仿欧洲大学；后来又对美国大学模式产生浓厚兴趣，1926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使这股崇美之风达到极致；此后又再次转向了欧洲大学。拿来主义使中国大学从无到有得以建立，相比而言，后发劣势一直很不突出。究其原因，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当权者自顾不暇，大学环境相对宽松自由，无意间成就了中国大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革命的延续（1949～1978年），后一阶段为改革的兴起（1978年至今），中国大学的后发劣势直到1978年以后才逐渐显露。 ? 1952年，我国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实施院系调整，大学变得“支离破碎”，历史渊源被人为割裂。1957年，知识分子被下放改造。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试图走向国际化。但紧接着，“文革”铺天盖地，民国时期培养起的一代著名学者的集体智慧中断，让中国大学的各种努力，都前功尽弃。 ? 可见，中国大学虽然号称百年历史，但从积累延续的角度来看，却一直处于流产状态，往往是还未起飞就已经坠落。恢复高考至今，短短三十年间，中国大学爆发出惊人的后发优势，取得巨大成就，同时，后发劣势也开始浮出水面。 ? 关系秩序 ? 大学的后发劣势首先体现为关系秩序。尽管1998年《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7个方面的自主权，但并未改变政府与大学之间的隶属关系。政府与大学之间缺乏清晰的权力边界，高等教育政策充满偶然性。关系秩序的盛行，不过是稳定预期缺乏下的理性选择。 ? 与政府的亲疏远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所大学的发展态势，因此大学往往强化与政府的关系，并视之为核心竞争力。好在中国大学校长既是一校之长，也是政府官员，不同类型的大学校长对应不同的行政级别，这种双重身份正好方便了与政府行政部门官员的对接。 ? 法规其表，关系其里；正式其表，非正式其里。这造就了中国大学的“奇观”：中国大学表面看似不自由（政府管得太多统得过死），其实具有很大的自由回旋空间。但这种自由回旋空间，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操作缺乏透明度，一切都变得不确定。 ? 大学外部环境若是，内部环境又如何？根据《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不是大学的最高长官，但负最高责任；党委不负最高责任，却是大学的第一把手。那么，党委书记和校长关系到底如何，孰先孰后，最终定夺依然要取决于关系秩序。 ? 关系秩序对法律秩序的僭越加剧了大学行政本位，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大学内部人通过权力寻租（如学术腐败、职称评审、招生、教育乱收费等等），实现对政府膨胀权力的碎末式分享。最终，高教界全员寻租的局面形成。 ? 值得指出的是，“关系”信仰引发了高教界诸多乱象，也引发了诸多新事物和新现象，如民办教育、名校办民校、独立学院以及公办高校贷款等。而当创新行为和寻租活动混迹一处，人们往往观其一不观其二，看不到资源与效率的无谓消耗，诸如以上所提到的这些新事物和新现象，其中机制至今尚未理顺，问题丛生而应对乏力。 ? “政治正确” ? 大学的后发劣势之二，体现为中式政治正确。如果单从关系秩序谈大学改革，就可能将大学混同于企业。大学的独特之处在于，思想是大学的天职。对于企业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政府限权问题；而对于大学来说，更需要解决思想松绑问题。 ? 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长期以来是横悬在学者头上的一把利剑。1992年以来，随着商业化大潮席卷国内，政府开始高度嘉许一种规范的学院机制，鼓励高度专业化的学者。“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开始成为中式政治正确，开启了随后不断去政治化的过程：大学恪守与政府之间的某种默契，小心翼翼将言论控制在现有权力能容忍的范围之内，惟恐言多必失。 ? 没有言论的自由，思想难以自由。对于思想受限的现实，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身份尤其尴尬，他们既是当事人，又是研究者，对此有切肤之痛，但是落于纸面，又并非如此，往往体现为四种情况： ? 其一，立足于历史，开放于现实，平静中说理。尽管出发点是好好说理，但为了突出问题，也不免通过变形、夸张来强化反差。比较常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