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方略：《韩非子》.doc

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司马迁在《史记·韩非列传》中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这说明《韩非子》确系韩非所著。《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与今本《韩非子》55篇相同。《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皆著录《韩子》20卷，这说明《韩非子》从先秦流传到现在，都没有佚失现象，这在先秦哲学典籍中，是不多见的。《韩非子》本名《韩子》 　　有关《韩非子》各篇的真伪问题，学术界也曾有过争论，有的认为书中多数篇不可信，有的认为书中只有少数篇不可信。如容肇祖从考察思想入手，断定只有《五蠹》、《显学》、《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心度》、《难一》8篇为韩非所作，18篇为别家之言，24篇不能断定。梁启雄从考察思想和文字入手，断定只有《十过》、《用人》、《安危》、《功名》、《忠孝》、《大体》、《守道》、《观行》、《制分》是伪作。刘汝霖认为《初见秦》、《存韩》、《难言》、《有度》、《十过》、《饰邪》6篇是伪作。我们认为，《韩非子》一书基本是韩非的作品，也不排除个别篇掺入了别人的东西，这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定法》）“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在“法”、“术”、“势”三者之间，“法”是根本，“势”是基本前提，“术”是执行“法”的必要方法。他列举“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说明“势”的重要，又列举“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功，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不能治三家”作例子，说明“法”的重要，“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相辅为用。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解老》、《喻老》两篇中。 　　韩非借解释道家《老子》一书，对《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赋予了客观物质性的内容。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解老》）在这里，韩非又第一次提出了“理”的概念范畴。“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这就是说，“道”是万物的总规律，“理”是区别各种事物的特殊规律。 　　“道”是“理”的依据，“理”是“道”的体现。各种事物所以客观存在，都是由它的特殊规律即“理”决定的，而各种事物的特殊规律即“理”又必然受总规律即“道”的支配。各种特殊规律即“理”的总和，就构成了总规律的“道”。 　　韩非对《老子》的“德”也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他说：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 　　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德是事物内在的本质，事物内在的本质决定了事物的性质。所以韩非又说：“身以积精为德，家以资财为德，乡国天下皆以民为德。” 　　（《解老》）在“道”和“德”的关系问题上，韩非主张“德”是“道”的功效。他说：“道有积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同上）道是根本的，德是道的功效，两者不能割裂。韩非对道和德的解释，涉及到了一般和特殊这对哲学范畴，它标志着人们的抽象思维水平又有了飞跃，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在认识论方面，韩非受荀况的影响最大。他认为，人们的认识都必须依赖于感觉器官，人的眼睛能看东西，耳朵能听声音，心能思考问题，这都是人具有的自然属性，所以他称之谓“天明”、“天聪”、“天智”。他说：“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智失别则不能审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则谓之盲，耳不能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盲则不能避昼日之险，聋则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人的感觉和思维器官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认识方法上，韩非主张“去喜去恶”，切忌主观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成见来左右人们的认识。他说：“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合。” 　　（《扬权》）在检验认识标准上，韩非提出了“参验”的方法。 　　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 　　韩非所说的“参验”，就是对各种情况在进行排列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然后检查验证认识的正确与否。他认为只有按认识的规律办事，才能“得事理则必成功”。反之，就是主观的妄想和臆测，他称之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