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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检察权在诉讼中的制衡关系 　　诉讼监督包括法院内部的监督和法院外部的监督，法院外部的监督又有权力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社会的监督、舆论的监督等等。法院的审判活动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运行体系，任何外部力量的介入都可能是随意性的，并且，法院的审判活动讲求独立性，过多的监督和干预难免损害审判的独立性。因此，如果没有被制度化、法律化，那么，任何所谓的监督都有可能面临被架空或者遭到抵触的命运，从而使这些监督流于形式。相反，如果这种对诉讼活动的监督能够形成一种规范的制度并且形成法律，使之成为民事诉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被纳入法院审判活动的运行体系中，那么，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才可能落到实处。 　　权力制衡的原理告诉我们，权力如果不能被制约则极易走向极端，对权力的制约只能依靠能够与之相抗衡的另一种权力。而在私权领域，权利又总是与义务形成互相对应、互相依存的关系，相对而言，义务实际上就是与权利相对应的另一种权利。因此，无论是公权意义上的权力，或者是私权意义上的权利，其存在和实现都离不开一定的制衡机制。那么，这种制衡机制以什么样的构造最为科学呢?如果说两种力量之间的抗衡总是难免要分个高低输赢，那么，“第三种力量”的介入才有可能出现稳定的局面。 　　一、检察权介入民事诉讼的必要性 　　从传统的民事诉讼运行模式来看，当事人和法院的结合是诉讼发生的必要条件，而在诉讼的过程中，法院总是处于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相对于法院的审判权不能不时刻处于受到不当干预和侵犯的“风险”之中。面对这种情形，“当事人主义”诉讼理论认为诉讼程序应当按照当事人的意愿运行，希望能够以此遏制司法的武断和法官的专横;然而，这种美好的愿望在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现实可能性面前却受到了阻碍。事实上，在现代民事诉讼制度中，纯粹的当事人主义或者完全的职权主义都是不存在的，正如牛津大学的朱克曼教授所指出的：“大陆法程序从整体上是纠问制的或者说是法官控制的，而普通法程序则是对抗制的和当事人控制的，这一观点在理论层面上肯定是错误的。……从不同国家的陈述中呈现的一个最明显的趋势是对民事程序实行司法控制的普遍倾向。”各国的立法都强调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同时，各国立法也都不乏对法官积极行使审判权力的要求。如何协调诉权与审判权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使诉权与审判权都能够得到合理的体现?人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另一种权力，即检察权。 　　纵观世界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和现实，检察权介入民事诉讼并不鲜见，被称为大陆法系发源地的法国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代表。法国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不仅可以以“主当事人”身份代表一个公法上的法人—国家或参与民事诉讼，或者自行决定参与婚姻案件、亲属权利案件、教育援助案件、国籍以及撤销专利等案件，而且可以以“从当事人”身份在其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介入所有的民事案件，例如有关涉及个人身份的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监护的案件、推定人员失踪的案件、涉及到法人的司法清偿或财产清算程序等等。有意思的是，检察官作为“从当事人”参与诉讼时并没有诉讼当事人的身份，它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而是作为某种形式的官方法律顾问在法庭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意见要求得到法官的充分尊重。检察权对于民事诉讼的介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所体现，如德国、俄罗斯，还有我国的澳门地区。然而，在司法权被普遍认为是法院垄断的西方国家，检察权并不属于“法律监督”意义上的公权力，它只不过是代表政府或者为维护社会公益而参与诉讼的“两造”之一，在多数情况下，检察权被看作是行政性质的权力，或者是附属于法院的一种司法权力。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下，检察权作为独立的“第三种力量”介入民事诉讼才有可能。同时，必须指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却不惟社会主义国家独有，而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只不过这一课题被历史地赋予社会主义国家来加以解决罢了。 　　在我国，检察机关属于“法律监督”机关，从法律施行的一般意义上看，这一定性并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但是，具体到法院的审判权，人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虑：检察权对审判权的监督如何保障司法独立?其实，这完全是对“法律监督”定性的误解。首先，司法独立这一概念是有特定含义的，在我国，司法独立不仅不符合“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架构，而且不具有西方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一点已经为不少学者所阐明。其次，民事诉讼中的“法律监督”不能理解成“对法院的监督”，其准确的含义应当是对民事诉讼过程中确保法律施行的监督，这是一种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正如汤维建教授所指出的：“检察监督所指向的矛头，不仅仅是法院的审判公正，同时也指向其他的执法机关，如行政机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