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依据.docVIP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性依据来自于哲学传统间的可相融性　　任何一个哲学系统都具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观念要素之间具有可离散性和可相　容性”[1]。因而，中国哲学所包含的观念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初语境而存在的，　它附着于产生它的历史的上下文，只有置放到那个特殊的历史情景中(如一个特殊的历　史事件)，与各种观念体系一道作整体性理解时，才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哲　学”的基本含义；而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融纳到别的哲学系统中，经过互掺、互动、　整合与升华而产生新的哲学体系。这就是“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含义。正像传统文化　与文化传统是有区别的一样，传统哲学与哲学传统也是有区别的，它们是“隐”与“显　”的关系。哲学传统间的融合，由于应用的功能性原则，会产生部分接纳或接纳置后的　情况。由于产生哲学传统的思想环境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文化积淀、民族特质　、自然条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等差别很大，且起点和发展基础不同，因　而对引入的外来哲学传统中那些与本土传统具有相似性或相关性的部分，很容易直接认　同；而对引入的那些与本土传统不熟悉、不相关或者当下没有功能意义的部分，要么不　被强调、不被重视，要么则会间接接纳或者接纳置后。这也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一种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满足需要的程度。　　一般地，哲学传统间的融合，越是在深层越具有内在一致性，其共度性越大，其对流　、互补和融聚的可能性就越强。由于中国哲学传统所固有的韧性、气度、张力都很大，　受其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精神指向所决定，它不可能只在表层接纳异质哲学传统，而　是能够在深层即在世界观、价值观层面，找到哪怕是思想血统最不相干的哲学体系中足　够多的共点而作为互相融合的基础。中国哲学传统是指在历史流变中的精神性活体，体　现的是华夏民族精神特质的世界观系统，它与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融　为一体，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社会历史发展和文化演进中，它作为“硬　核”或“范式”被积淀下来，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其理性基础异常坚固，绝不会被一次　大的事变而冲垮并发生断层，形成哲学传统缺席或空场的局面；但它又并非是打不开的　超稳定结构，相反，它作为“流动中的变体”，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自我调节性和延展　 性，既凝结了过去又包含着现在并开拓着未来，它的这种超越指向性表明，它决不会　轻易地死在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境域中。　　任何哲学传统都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都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中国哲学传统的民族性　是指它们民族特性或民族个性。具体是指：它是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　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特殊的世界观、价值观体系，它以儒家哲学为主　流，融聚佛、道哲学观念并融通了世界上各种先进文化因子和哲学理念为一炉，以凸现　华夏民族的特有风貌和精神心态为己任。它的基本内容是：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主体　性精神，崇尚和谐统一、民族团结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重义轻利、顾全大局的价值　取向以及日生日成、刚健行为的实践品格等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各种哲学　传统只具有民族性，而在此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传统由民族性向世界　性的转换，因而中国哲学传统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化才能走向世界，对世界哲学的发展　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作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而存在，实现哲学传统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　一，形成“世界性的哲学合题”。[2]　　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进步要素、现代性理念能从深层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有特定的　理性基础和思想根据。从整体角度看，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与科学形态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具有学理上的相融性、相通性，这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方便、最快捷的思想桥梁[3]。从具体层面看，中国哲学传统中有某　些可以校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生活的具体关系的东西，如天人合一的合和精神；有　某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创造性发展提供现实条件的东西，如人学思想；有保持马　克思主义哲学向深层开掘和存在的合法性根基的东西，如二者逻辑上同构；有经过和异　民族哲学传统进行对话而达成重叠共识，并形成交往互惠的东西，如哲学基本问题的一　致；有经过双方互补和对流找到互相印证和发明的东西，如大同理想等等。中国哲学传　统的现代性转化，不是平面的、线性的对接，而是立体、互动的，而且它只有首先经过　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4]才能真正成为现代性的、世界化的哲学，因而，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的过程，既是中国哲学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日俱进、开拓创新的过　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正确的揭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深刻的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　一般规律，代表了人类理性认识的正确方向，因而它已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