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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抽象与老哲学 　　中国当代艺术在摆脱了对西方的模仿之后，开始形成自己的发展轨迹。与此相应，中国当代艺术理论也到了摆脱模仿西方的时候。当我们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新苗头找到新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西方某些貌似相似的艺术现象其实非常不同。一旦对这种不同有了自我意识，中国当代艺术就有了自己的基础。这种自我意识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尤其重要，我们以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抽象绘画为例，来说明此问题。 　　抽象绘画已经有了百年历史，以至于很多人开始质疑抽象绘画的当代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某些中国当代抽象绘画，就会发现它们背后的哲学基础完全不同。正是哲学基础或者自我理解的不同，让今天的中国抽象绘画成为了当代艺术。 　　哲学基础或者自我理解，对于当代艺术至关重要。在阿瑟?丹托(Arhur Danto)看来，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其中一个是艺术，另一个不是艺术，其原因就在于这两个东西背后的哲学基础或者自我理解不同。丹托将当代艺术称之为“后历史”艺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艺术，在今天都可以再次出现，只要我们赋予它们不同的哲学基础，只要我们对于它们有不同的自我理解。甚至，从来就不是艺术的东西，在今天也可以成为艺术，如果我们给予它们一种适当的理解，潘公凯将这里的理解称之为“转念”，他力图通过“转念”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转变为艺术作品。 　　中国当代抽象绘画中的哲学基础与欧美现代抽象绘画中的哲学基础有何不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欧美抽象绘画做一点简要的回顾。 　　从艺术史上来看，欧美抽象绘画作为一种艺术运动或者绘画样式，起源于20世纪初。一方面，由于摄影技术的成熟和照相机的普及，绘画不得不思考有哪些东西不能被摄影所取代；另一方面，由于宗教影响的式微，艺术有取代宗教的倾向，或者说人们对于艺术做了宗教化的理解。 　　艺术宗教化与宗教艺术完全不同。根据沃尔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的观点，宗教艺术很早就存在了，而艺术的宗教化则发生在18世纪艺术独立之后。艺术的宗教化将艺术仅仅视为形式，将正确的艺术欣赏方式确定为无利害性的审美静观，将艺术欣赏经验理解为一种超越性的情感体验。但是，这种宗教化的艺术不包括宗教艺术，这种理解艺术的方式也不适合宗教人士对宗教艺术的理解。根据宗教人士对宗教艺术的理解，艺术服务于宗教目的，因而不是无利害性的。宗教艺术的目的不是无利害的静观，而是唤起人们的宗教记忆，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宗教艺术是一种纪念艺术(memorial art)。 　　艺术的独立与康德的贡献密不可分。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他力图将科学、艺术、伦理等领域区别开来。随后，艺术家和思想家开始将独立的艺术与宗教结合起来。根据弗莱瑟(Hilary Fraser)的观察，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出现了许多宗教――审美理论(religio―aesthetic theories)，它们试图将基督教的主张与美和艺术调和起来。在20世纪初的抽象绘画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与宗教的融合走向了以艺术代替宗教。根据戈尔丁(John Golding)的研究，抽象绘画的先驱蒙德里安、康定斯基、马列维奇等人，曾经都是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 Blavatsky)创立的“神智论”(Theosophy)的狂热追随者。“神智论”是一种宗教哲学和宗教团体，主张有一种绝对的超越性存在，哲学、科学和艺术等等可以让人接近那个绝对存在。在蒙德里安看来，“神智论”和抽象绘画是相同的精神运动的不同表达形式。“尽管艺术有自身的目的，但它像宗教一样，是我们借以认识宇宙的工具。当然，蒙德里安这里所说的艺术，已经不是传统的写实绘画，而是以抽象绘画为代表的新艺术。“新艺术是解除了压迫的旧艺术……，在这种意义上艺术变成了宗教。”随着蒙德里安发展出他的纯抽象风格，他开始拒斥“神智论”的某些内容，而将艺术视为宗教或者用艺术来取代宗教，因为蒙德里安认识到，神智论者绝不可能获得有关绝对的经验，因而“绝不可能体验到真正的、完满的人类和谐。”真正是因为认识到“神智论”的某些不足，蒙德里安开始用艺术来取代宗教，因为艺术比“神智论”还要纯粹，因而比“神智论”乃至比任何现实的宗教形式还要像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的纯粹创造，艺术被表现为在抽象形式中体现出来的纯粹的审美创造。”对于蒙德里安的这种转变，戈尔丁做了这样的总结：“总之，对蒙德里安来说，艺术开始成为宗教经验的替代者。” 　　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于1914年出版的《艺术》，常常被视为后印象派绘画的理论总结，其实，其中许多观点用在抽象绘画上更加合适。在贝尔看来，艺术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再现，而是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根据这种新的界定，贝尔反对艺术再现，反对制造幻象，反对卖弄技术，将创造有意味的形式作为艺术的首要目的，那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