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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为何不肯问前任的“旧事”等 　　新官为何不肯问前任的“旧事”？ 　　郭之纯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计委等开始对全市330多个乡镇的镇(乡)长进行集中培训指导，目的是帮助他们理清思路，编制出一套固定的指导发展的“行动纲领”，治疗“换个新官，就变一套政策”的顽疾。 　　新官上任不问旧事，换一届地方领导就换一种政策――越往基层，这种现象就越是普遍，无论是县还是乡镇。这种“规随官迁”事实上也类同于“朝令夕改”，使发展思路不能连贯，短期行为频发，严重阻碍地方发展。 　　新任官员之所以不惜血本也要搞自己的“大手笔”，盖因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自己比前任更高明，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魄力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假如顺着前任的思路做下去，“成绩斐然”后到底算是谁的功劳呢? 　　不难看出，“新官”之所以可以不问前任的“旧事”，一是因为前任的思路或发展规划没有一个合适的法定的地位；二是因为基层的一把手在当地具有无上的权力，对人、财、物具有绝对的支配权。所以，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制度上着手，一是规范各类各期《发展规划》的出台程序，“规范化”的《发展规划》一旦出台，就应获得确定的法律地位，不得轻易因人废止；二是规范基层一把手和一班人的权力，不仅要将其纳入到一定的制度监督范围之内，也要为民意监督开通更畅达的渠道。只有这样，才能让其失去随意“折腾”的可能，规规矩矩施政，从而使地方发展在长期的稳定局面下获得长足的动力。 　　 　　 　　农民出国就能学到先进技术？ 　　陶克强 　　 　　某市科技局发出“招募令”，将从全市中青年科技型农民中，选派重点培养对象公费出国(境)培训。全市计划用五年时间，重点培训100名科技型农民，并从中选派10至20人公费出国深造，以提升该市的农业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派农民出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在全国可能算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笔者在为该市农民感到万分高兴的同时，也禁不住想问一声：农民出国就能学到先进技术? 　　这些先进技术是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技术?学习它的难度大不大，如果说国内没有此项技术，非要到国外去学习不可。我倒认为，与其派一批农民出国学习技术，不如派一个或几个农业专家去学更为合适。一来节省经费，二来效果最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况且大多数专家有外语基础，有理论知识，更有实践经验，中外专家交流起来也是“一点即通”，也就是“捅破一层窗户纸”那么简单；而农民则不同，这里抛开出国农民应具备的其他条件不谈，单说要过好语言关，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是刻意贬低农民(本人就是农民的儿子)，现实生活中有几个农民懂外语、说外语?那些很专业、很高深的科技术语名词，不是“立竿见影”就能学得通、学得好的。如果外语说得不好或根本不懂，存在严重语言障碍，那就很难与外国专家交流，更无法请对方解疑释惑，即使天天“面对面”，恐怕也是白费力气。 　　应用在农业上的科技，国内大多数农业院校已经掌握和熟悉，基本上与国际上互通有无，并且始终保持着同等水平。虽然很多先进技术在国内没有得到推广、应用，但其技术内核、关键数据，已被我们的专家教授所掌握，只是一时派不上用场罢了。如果是真心实意地让农民学到技术、学好技术，把农民送到国内的有关院校去学习，无论什么实用的技术都能学得到，学得好。 　　实事求是地说，要抓好科技兴农，少数人的“榜样”作用固然重要，但让绝大多数人掌握“学得了、用得上、效果好”的技术则显得更为重要。 　　 　　 　　高考不是节日 　　吴　麟 　　 　　以往每逢高考，媒体、专家、学校以及有关部门，便会联手掀起高考报道的热浪。考前的复习指导，考时的试卷分析，到考后的录取等，都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在考试进行的那几天，媒体更是紧急备战。记得2002年暑假笔者在《楚天都市报》实习时，社会新闻部的主任亲自挂帅，除了专跑教育的记者外，其他线的记者若无特别紧急重大的任务，也同样进行高考报道；笔者和其他几个实习生被分派到各个大考场“蹲点”，全天守候以便捕捉花絮、采集新闻。 　　这不能单纯责怪媒体的炒作。因为在深具中国特色的现状下，高考牵动着社会方方面面的神经――从家长的如临大敌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从交警管制考点交通到建筑工地禁止夜间施工；从宾馆推出“状元房”到专家推荐“高考食谱”。它已经从一场单纯的考试演变成一个大众参与的“节日”。刈此，媒体当然不能置若罔闻。 　　的确，“高考节”不是某个行业、某个部门或是某个人群可以制造的，但是作为肩负舆论引导重任的媒体，应该在消解这种异常的“节日”气氛中，扮演先锋的角色。这就要求媒体不应以“受众需求”为借口，认为媒体不能对受众的殷切期盼视若无睹，从而对高考的报道铺天盖地，无所不及。因为这只会加剧考生及其家长的焦虑紧张，导致他们忧心忡忡。而是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