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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电影导演群像录 　　赵晔：《马乌甲》的内心世界 　　 　　李名：你出生于北京，因为什么原因去了深圳?你对深圳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赵晔：我1979年出生于北京，那会儿正好改革开放，跟随父母就去了广东那边。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处于一个高速变革的时代，各方面的发展很迅速，呈现很多新鲜事物，但是人文思想并不深厚。我后来在广州上高中，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对我的影响也更大一些，毕竟广州是一个有千年文化历史的城市。 　　 　　李名：2004年你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动画，北方和南方有怎样的文化差异? 　　赵晔：差异很大。深圳的文化是一种新兴的环境，适合创业，而北京有很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可以挖掘。 　　 　　李名：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把一个小说改编成电影7小说和你的个人经历、情感、认知有多大的联系? 　　赵晔：用任何一种形式都可以创作一个作品。因为个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影片的原著小说一王松的《血凝》，我当时的状态有点像马乌甲这个人，小说中的母亲有点像我生活的这个环境里的人物。那时候因为刚毕业，各方面比较压抑，想冲破一些东西往上走，但是客观条件又不允许，这时正好需找到这样一个小说和电影之间的契合点。 　　 　　李名：影片《马乌甲》用什么设备完成的?大约花了多少资金，这些资金是怎样筹集的? 　　赵晔：是sony的一款小高清，当时是刚出的，现在市场上已经比较普遍了。资金大约用30万左右，一边拍一边借慢慢完成的。 　　 　　李名：影片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 　　赵晔：广西一个边陲小镇，那边的环境和我想要传达的情绪很贴切，有废旧的水泥厂、学校、火车等等。 　　 　　李名：完成处女作之后，最大的感怀是什么?对电影有更多的认识了么? 　　赵晔：做完《马乌甲》之后认识到很多自己的不足。做电影实践性很强，需要大量的实际操作经验。很多时候纸上的剧本会和实际拍摄的时候产生冲突，这需要一个过程来平衡。 　　 　　李名：影片平稳、安静，中国的独立电影似乎很偏爱这种欧洲风格，你对长镜头有什么样的理解和认识? 　　赵晔：因为影片启用的都是非职业演员，不可能像专业演员一样表演。在镜头里面会有我的一些导演调度，但没有刻意追求长镜头的美学，我会尽量让演员达到一种自然的状态。 　　 　　李名：片尾主角马乌甲把他妈妈杀死了，在心理逻辑上来说有点铺垫不够，导致观众不理解不认同。你是出于什么考虑的?据说最开始的影片对马乌甲杀死妈妈有一个交代：这不是他亲生妈妈。但最后出来的版本删掉了。 　　赵晔：我不想把马乌甲的情绪堆积到一种太强烈的程度，这也会导致人物过于简单化。我有意淡化这些事件。 　　 　　李名：影片最后，马乌甲坐在山头，看见火车开过后，是妈妈骑着自行车带着弟弟和自己……这样的结尾顿时把现实的情感幻化了。为何不彻底的写实? 　　赵晔：我没有想去做一个现实主义的风格影片，我想采取更贴近生活的一种纪实性的表现手法。但骨子里是很情绪化、个人化，带有点浪漫色彩的，大概可算是内心的现实主义。在现在的中国有很多现象，如果单纯的要写实，那我就有可能去做纪录片。往往最真实地呈现也最精彩也更具批判效果。 　　 　　李名：影片构图、色彩都很优秀，我想一定是和你学习美术、动画有关。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电影的画面就是一种移动的造型艺术，你是怎样理解造型艺术和电影之间的关系? 　　赵晔：是潜移默化的作用，骨子里形成一套观念，会很在意。造型在影片中会起到一个尤为主要的作用，我会尽量通过构图、造型来传达情绪。 　　 　　李名：《马乌甲》做音像发行了吗? 　　赵晔：目前还没有。 　　 　　李名：请介绍一下你正在完成的新片。 　　赵晔：是讲一个开蒸汽火车的司机和他的徒弟之间的一段故事，目前已经完成后期了。 　　 　　李名：当今的中国艺术片，无论是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还是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等获奖影片，它们的市场占有率很低。而其他的一些独立电影则根本谈不上放映、票房等。 　　赵晔：有很多原因。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消费群体不一样，艺术电影不可能像可口可乐一样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艺术片的发行没有一个体系，中国艺术片的观众不像法国、日本有一批固定的群体。中国的艺术片观赏性、艺术性都有待去发展。这些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不是一年、两年，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李名：李安的片子在各大电影节获奖，艺术和商业结合得很完美，海外和内地都受到推崇。似乎是一条完美的道路? 　　赵晔：这是一种很成功的模式，值得电影人去学习、研究。这是需要一段发展过程的，李安也是慢慢的用一部一部电影达到现在的这种成就和高度。 　　 　　李名：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会扼杀导演的思维以及创作自由吗? 　　赵晔：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一些惊悚、鬼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