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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 　　在1827―1830年间,进入垂暮之年的歌德,在与友人通信、谈话以及他自己的文章中,曾经多次提到过“世界文学”的概念。 　　这些杂志,正如它们逐渐赢得了一个更大的读者群那样,将为一种所希望的普遍的世界文学做出最卓越的贡献;我们只重复说,要求各民族都一致地思想似乎不大可能,而是只要求它们应该互相发现,互相理解,即使它们之间不能相爱,至少应该学会相互容忍。(《关于艺术和古代》第6卷第2期,《1828年(爱丁堡评论)》) 　　假如我们敢于宣布一种欧洲的、也就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那么这种说法也并不意味着不同的民族彼此接受并认识了对方的作品,因为欧洲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存在很久,而且还在延续并或多或少的在更新。不!更确切地说,这里谈的是,活跃的和努力进取的文学活动家们在互相认识并通过倾慕以及同心协力来互相推动,一起创造。(与自然研究者在柏林聚会时发言,1828年) 　　谈论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已经有些时候了,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那些最可怕的战争中被颠簸得乱七八糟、然后又各自恢复了原状的所有民族都发现,他们认识了一些陌生的东西,接受了它们,到处都可以感觉到一些迄今为止尚不熟悉的精神需要。(关于卡莱尔的《席勒生平》导言,1830年) 　　许多年后,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在多个场合,提出了创造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的构想。据大江先生自己说,他最初产生这种想法,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墨西哥学院担任教职时,从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教授那里,获得了一份中国译介拉美文学的书目单。这份书目单的详尽和丰富令他惊讶不已。他说:“当时,我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拉美的知识分子已经通过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为此而深受感动。……中国的年轻人正在努力地理解拉美文学,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从中找到了中国文学和拉美文学的连接点,从而创造出融入两种异质文化的新文学”。这种新文学,就是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不久前,他在接受南开大学博士王新新采访时,对亚洲文学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日本作家也好,中国作家也好,韩国作家也好,都应提出什么是亚洲文学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是世界文学的问题是歌德提出的,当时并没有世界文学这种说法,但歌德认为需要有世界文学。我认为当前并不存在亚洲文学这一流派,但作为日本作家,我希望自己能够创作出既被中国人理解,又被韩国人理解的文学。以亚洲为舞台,思考亚洲的未来,这种文学就是亚洲文学。我认为中国、韩国、菲律宾等国的作家,应该把自己的文学思考联系到亚洲。我提出亚洲文学这个概念,目的是呼吁人们重视这个问题。亚洲各国应该携起手来,一同思考亚洲。文学也是这样,应该思考亚洲的文学。” 　　对于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有很多的理解和诠释,我个人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是建立在互相发现、互相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容忍的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活动,这样的交流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个性,而是要尊重个性,发扬个性,从中认识和发现新的精神需求。歌德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时至今日,他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内涵已经成为一系列全球对话和交流的指导准则。在这些对话和交流中,不同文化的共性日趋明显,个性却也并未被抹杀。 　　交流的目的不仅仅是欣赏、学习,还有在欣赏、学习之后的创造。大江健三郎先生近年来所大力倡导的创造“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吸收异质文化营养之后的创造。大江先生通晓多种外语,博览群书,对世界文学涉猎颇广,他的文学实践,其实已经是创造“亚洲文学”的丰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文化趋同化的背景下,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和大江先生的“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的提法予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纵观人类历史,也正是一部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的历史。经济和贸易的往来,其实也是广义的文化交流。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经济贸易,所有的经贸活动,其实都有政治与文化的意义。文学的交流,往往落后于经济的交流,但它发挥的作用,却比任何单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更加悠长而深远。 　　在已经基本形成的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文化的趋同化也渐见端倪。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经受着趋同化的侵蚀。近年来,凡欧美市场上的畅销书,用不了多久就会在中国书店上市。这样快捷的翻译和推介,虽然有积极的意义,但也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作家对畅销书的故事模式、情感模式、和价值趋向的模仿,正在使文学的原创性和作家的个性淡化乃至消解。这样的按照统一配方配制出来的文学作品,既不是歌德所梦想的“世界文学”,也不是大江健三郎先生所倡导的“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下,如何继承和保存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独特性和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的精神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