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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入选学生论文公示 世俗主义：西方经济理论传统的重要现代性特征 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世俗主义的兴起主要来源于神性的俗化、市场意识的启蒙和商业精神的发端这三方面。中世纪基督教内部思想体系的渐变，特别是经院哲学思想家关于理性与信仰的论辩为世俗主义的破土而出埋下了伏笔；伴随着基督教新财富观的确立、中世纪晚期经院学者对利息合法性与公平价格问题的讨论以及崛起了的世俗政权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各个阶层都完成了市场意识的启蒙，接受了市场的洗礼；现代经营方式的出现以及随后作为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的重商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为商业精神的发端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世俗主义；现代性；西方经济理论传统 欧洲现代性之起源的一个特点即在于它发源于一个世俗化过程，这一过程拒绝了神圣和超验对世俗事务的干涉，肯定此岸世界之权利，将对神的仰望恢复到反观和树立自身的内在性价值上来。有一种宿命论的观点认为现代性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与特定的文化并无关系，这表面看是坚持唯物史观，实质上却漠视了西方文化在现代性产生过程中的特有作用，不做全面性的考察而使生产力成为某种神秘的引导性力量。“传统这道障碍仅仅靠经济动机是克服不了的”，一向倡导多重因素分析视角的马克斯·韦伯如是说。西方经济思想得以生发并稳定下来，一方面固然是与物质形态的社会经济水平、生产力结构、科学技术状况有着决定性的联系，但若离开了体现时代精神面貌的社会思潮的交互作用，也不可能走出这样一条轨迹来。世俗主义（secularism）就是体现着西方经济理论传统中的现代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经济理论就是由世俗主义而起家，没有世俗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世俗权利和利益的捍卫和伸张，就没有以世俗世界作为观察和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理论。世俗主义的兴起主要来源于神性的俗化、市场意识的启蒙和商业精神的发端这三方面。中世纪基督教内部思想体系的渐变，特别是经院哲学思想家关于理性与信仰的论辩为世俗主义的破土而出埋下了伏笔；伴随着基督教新财富观的确立、中世纪晚期经院学者对利息合法性与公平价格问题的讨论以及崛起了的世俗政权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各个阶层都完成了市场意识的启蒙，接受了市场的洗礼；现代经营方式的出现以及随后作为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的重商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为商业精神的发端奠定了基础。 一、神性的俗化 世俗主义是在神圣时的一种抉择。以无宗教。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在于其理性化，以人的理性为世界祛魅——自然也就包含了以理性祛除宗教中的神秘主义之魅。 在西方世界崇拜上帝之前，曾经历了漫长的多神崇拜时期。人们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世界中的种种自然形态都看作是附着有某种神秘色彩，因而将天地万物神性化——所谓“万物皆有灵”。然而这种自然神论和多神论的神性意识表明了其神性思维状态仍然停留在个别规定性的阶段，“神的本质乃是自然界的普遍存在和自我意识着的精神的统一……由于神首先是一个个别的形态，所以它的存在就是自然界的一个因素”。这种原始的自然神论和多神论的精灵意识进一步形成为群体性的信念，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世代相传，从而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图腾与禁忌，并将之形式化、制度化，成为某些原始宗教的习俗乃至特定民族的道德与法律的基础。禁忌的繁多造成了人对于万事万物的敬畏心，也越发拉伸和疏远了俗性与神性之间的距离。基督教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斗争与调和，逐步从多神崇拜走向一神崇拜，从而树立了上帝之神性的绝对权威。 公元11世纪，经院哲学刚刚发端之时，一些学者开始把辩证法引入神学，应用于对基督教学说的解释与维护，从而引发了围绕理性与信仰这一话题而展开的辩论。中世纪哲学家爱留根纳认为，理性和启示都是真理的来源，具有同等的权威，因而是不能相互矛盾的；反过来，一切权威如果没有被理性所确证，就是相当软弱的。贝伦加尔继承了爱留根纳的理性主义路线，把理性视为决定性的因素，认为信仰应当服从于知识，权威应当服从于理性，圣经应当服从于辩证法。安瑟尔谟尽管是一位以“我绝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这句名言著称的、推崇“信仰先于理性”的经院哲学家，但其论说方式却都是地地道道地以理性为手段，而这种貌似无味的神学辩论也促进着理性的进展。于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框架内，理性主义开始抬头。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根本目的是为捍卫信仰服务的，但它毕竟要诉诸理性的手段。就哲学家们的初衷而言，他们的确希望调和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然而实际效果却是矛盾的：当他们利用理性来巩固信仰的时候，等于从根本上承认了理性的优势；而将信仰置于理性之上的结果，又势必会破坏信仰的“纯洁”，威胁信仰的生存。以艾克哈特大师为代表的一些神学家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转而回避对于理性与信仰的定位，以神秘主义的方式解